董玉整也说：“我们只有把生育、养育、教育、托育等人民群众所关心、所纠结的现实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好，把我们的年轻父母从生育、养育、教育和托育等环节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这样的生育政策才能真正起到释放生育动能的作用。”
董玉整分析，这几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太快了，“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如果不到1000万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分到31个省份，每个省才多少数量？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可能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总人口数量就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国人口专家预测，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在“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有可能会跌破1000万大关，并建议中国放开生育越早越好，但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更应关注生育政策配套的完善。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在接受中国第一财经的访问时说，在生育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十四五”期间的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000万大关。主观原因有，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中，一部分人怕生，也有一部分不想生，整个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原因为，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意思是可以当母亲的人减少，再加上现在不少人的婚恋主动性又不够，婚期越来越推迟，结婚年龄大都在30多岁左右，每年的实际育龄妇女也就更少了。
董玉整分析，现在年轻的小两口都要上班、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养育孩子。这也是为什么要把托育服务提高到一个高度的原因。通过努力，要有一个机构力量能够把年轻父母从带孩子中解放出来。在教育方面，现在小孩子时间很紧，休息不够，父母搞得很紧张，没有时间休息，学校里很多课程，很多任务，放学回家还要叫父母去做，把父母全部拴住了，这样怎么行？所以教育也要改革，要把父母解放出来。各种培训班、补习班也要规范和减少，不然负担太重了，也偏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
虽然现在不想生育的人越来越多，但董玉整认为，政策是否出台所造成的影响还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既要关注生育政策的完善，更要关心关注生育政策的配套完善，这才是关键。”
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出生人口在2019年为1465万人，仅为1987年（近40年人口出生最高峰年份）的58%左右。2020年的相关数据尚未公布，但受冠病疫情等多因素的影响，多个城市发布的数据下滑幅度均达到一至二成。
董玉整说，现在大家的分歧是，究竟是先放开三胎，还是直接实行自主生育，“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要再像‘挤牙膏’一样，今年搞放开三胎，明年再搞放开四胎，这就没必要了。就是要直接实行自主生育，越快放开越好。现在形势已经很严峻了，而且人口发展一旦出现大的趋势性问题后，就很难逆转了。早一点放开，就有早一点的优势。”
报道称，中国还要努力实行包括家庭税收政策、弹性坐班制等积极措施。董玉整说：“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撑，从各个方面解除年轻父母的各种后顾之忧，增强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能力，增强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这样，我们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才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否则，仅仅停留在放开生育政策层面是不够的。”
“现在，关键是要分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想生这个问题。”董玉整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生育、养育、教育、托育成本太高，在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都顾不过来。与其说不想生，实际上是不敢生。在现在的年轻父母中，生育的意愿并没有很好地被释放出来，所以很大程度上还是生育政策的配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