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只存在一个国家，名字叫做以色列，只不过这个国家实行种族隔离，一部分人群拥有形同特权的公民权，一部分人则被剥夺基本人权，但在后面这群人中，又存在不受控制的武装“准国家”实体，并且受到伊朗的军事支持。
来源：香港01
世行负责运营的副行长比耶德指出，以巴双方至今在冲突中的人员伤亡情况令人震惊。这场冲突也必然冲击市场和经济。冲突爆发后，油价已经立即大涨，促使投资者纷纷转向持有黄金等避险资产。一般认为，像这样的动荡局面会伤害发展中经济体。
作者：刘燕婷
“两国方案”为什么死亡
如今，“定居者运动”在以色列政治中具有可观影响力，任何政府要让近70万定居者从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撤离，都必须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这也就意味着重回1967年边界的难度极高，2018年通过的《民族国家法》，更是迈出了在法律上吞并西岸的步伐，意图追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性。简单来说，定居点的扩张已经积重难返，撤离约旦河西岸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再来，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血仇导致了以巴双方和平阵营的崩溃，以色列右翼成为主流，内坦亚胡即便贪腐丑闻缠身都能重返政坛；巴解的领导威信则持续下降，民众视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以色列维稳机器”，路线激进的哈马斯则收获大量支持，导致谈判进程失去了影响力。
回顾“两国方案”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计划：占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获得55%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容纳未来移民，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获得45%领土。可想而知，这一分配被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接受，但被阿拉伯领导人拒绝，战争随后爆发。
在此之后，“两国方案”的前景愈发黯淡。
（马拉喀什综合电）以巴爆发大规模冲突，国际担心乱局不可收拾。世界银行说，以巴冲突给双方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人命伤亡，呼吁双方让乱局“迅速降级”。
首先，以色列政治左翼衰微后，右翼重回执政，其与哈马斯的冲突自2000年起愈趋强烈，而以方的策略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铁墙”（Iron Wall）政策，也就是展示以色列有能力压制任何攻击，同时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互动，让各方习惯“铁墙”的存在。而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攻击恰好给了以色列形塑“新大屠杀”叙事的机会，政府借此提醒民众“非犹太人不可信”，并暗示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的“永久威胁”，再加上军事打击的成功，以色列右翼不断垫高了对领土、安全和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的要求。而其最终结果，就是让“谈判”成为以色列舆论中的负面词汇，让“两国方案”的民意市场严重流失。
他警告，以巴冲突会让全球经济面临与日俱增的风险，包括贸易碎片化，尤其是如果供应链再次受延误而导致价格高涨，就会使通货膨胀更严重，到时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大的打击。
倡导为发展中国家减免债务的非营利组织Jubilee USA Network的负责人勒康普特说，俄乌战事爆发时，全球领导人对于发展、债务和税收方面的决策放慢了。“现在，就在他们的注意力终于回到正轨上，以巴冲突却让所有的事变得更困难了。”
10月7日，哈马斯（Hamas）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占领多处犹太定居点、掳走平民，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随后宣布与哈马斯开战，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巴首次进入战争状态。
而哈马斯发动的“第三次大起义”，固然无法解决“两国方案”已死的现实，甚至可能让情况更糟，但国际这些年只会空谈“两国方案”，即便“两国方案”死亡的事实已如此明显，各方仍抱着陈年口号不肯求变，同样让情况走到了今日境地。而真正对冲突双方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于困局的解决毫无诚意：美国极尽虚伪，一面纵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一面表示自己支持“两国方案”，既要政治正确、又要政治利益；伊朗也不遑多让，表面上高举“支持巴勒斯坦”的大义旗帜，不断协助哈马斯武装，其实用意就与当初培植黎巴嫩真主党所差无几，目的是为伊朗在中东的地缘利益服务，扩大在各冲突热点的影响力，形成伊朗渗透的既成事实，而非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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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讽刺的是，哈马斯本身曾是“两国方案”的强烈反对者，这次事件的爆发更是暴露残酷真相：流于空谈多年后，“两国方案”已经死亡，“一国统治”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
世行首席经济师吉尔说，他担心与会者把注意力都放在以巴冲突的后续影响，而忽视了原本要讨论的长期重要课题，即主权债务、偏低的增长前景以及冠病疫情造成的发展障碍等。他指出，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多达7亿5000万，却总是被忽略。
接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加速了“两国方案”的崩溃。出于在中东培植代理人的战略需求、国内亲以游说团体势力强大等因素，即便以色列自1967年起便以定居点持续蚕食巴勒斯坦领土，美国都未让以色列停下并吞，也没能迫使以色列为和平做出必要的牺牲。久而久之，以色列也开始相信，自己能在不影响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政策，右翼的定居点立场愈发强硬，支持群也在扩大，而温和派虽持续警告，过激政策可能影响美以关系，却因现实不是如此发展，而渐渐失去了影响力。
因此可以观察到，自1970年代起，围绕“两国方案”的外交进程与国际努力日渐清晰，其规划主要是以1967年双方边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比邻而处。这一规划自1970年代中期起，便在联合国大会上连年获得压倒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也从原本的强烈抨击，转为“愿意在临时基础上接受两国方案”。
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以色列“一国统治”的现实也逐渐巩固。截至2023年，约旦河西岸的土地面积有9.3%为定居点、20%为军事禁区、20%被以色列宣布为“国家土地”、9.4%位于隔离墙与1967年的边界间，总共有约60%的地区处于以色列控制下，导致近300万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A区与B区（占约旦河西岸面积的40%）中支离破碎的“岛屿”上；加沙地带虽自2007年起被哈马斯占据，却也同时被以色列严格封锁，且哈马斯无法控制加沙地带的海岸线、领空与边界，让23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缺乏水、电、药品的拥挤环境里。
路透社获取了世行星期一（10月9日）在内部发出的备忘录。世行在备忘录中呼吁以巴停火，并表明它会继续支持在加沙和西岸的发展建设。“我们希望冲突迅速降级并结束暴力。世行和发展伙伴长期以来致力于协助西岸和加沙地区最贫穷与最脆弱的人民，我们仍致力于奠定基础，协助他们建设更稳定和可持续的未来。”
但以色列的立场与各方并不同调。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面临了抉择：放弃大以色列（Eretz Yisrael）的梦想，从约旦河西岸撤军，或是在战胜的既成事实上，遂行无限期的占领与吞并。而从后续发展来看，以色列明显选择了后者，接着陆续吞并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其他的巴勒斯坦领土，并对两国方案相关谈判冷漠以对。
从和平进程的角度来看，这一协议是以巴对“两国方案”的尝试；从阿拉法特的立场出发，这一协议确立了巴解与自己对内对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地位；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的视角来看，这是工党等以色列左翼安全观的落实机会，也就是以“土地换和平”。总体来说，《奥斯陆协议》有以下几个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进行有限自治；国际社会承认巴解是以色列在以巴谈判上的合作伙伴，以色列也与巴解相互承认；以巴双方开始针对“两国方案”下的以巴边界、以色列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维安权与巴勒斯坦自治权共存、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展开谈判。
“两国方案”为什么曾经可能
然而，《奥斯陆协议》没能取得以巴民意的压倒性支持，哈马斯等组织痛批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尊严，拉宾则被指责放弃了“应许之地”，并在1995年被以色列极右份子暗杀。结果以色列没能依照协议完整执行撤军，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也未停下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最后连阿拉法特都为与哈马斯竞争影响力，而纵容法塔赫（Fatah）的武装组织阿克萨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s）袭击平民。结果《奥斯陆协议》签署七年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两国方案”的尝试宣告失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年会目前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Marrakech）举行，因为以巴突然爆发冲突，星期一的首日会谈焦点转向以巴冲突，尤其关注冲突可能升级并扩大。
最终，在大国政治的棋盘上，各方面对巴勒斯坦议题只见政治、地缘、军事利益，而无务实解决的诚意，也就导致了冲突的持续难止。从“两国方案”到一国现实，以巴双方已走过半个世纪，而在下一个50年，如果国际局势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要争取的，或许就不是建国这般遥远的幻梦，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权与人身尊严。
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哈马斯的闪击出人意料，舆论因此质疑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失灵，诸如“以色列911”“以色列珍珠港”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但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视角出发，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压迫的反击”，哈马斯虽只是反抗势力的一支，不能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却毫无疑问是以巴冲突的重要行为者。因此，这起事件除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代号，也被称作“第三次大起义”（Third Intifada），是继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后的新斗争。
但尽管事件本身出乎意料，国际的反应却不令人意外：美国、伊朗各自对以色列与哈马斯表示了支持，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口头“支持”了巴勒斯坦，同时出于对哈马斯的长年厌恶，谴责了“伤害平民的行为”。再看非中东地区的多数国家，立场偏向美国的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相对同情巴勒斯坦的，便与联合国一起呼吁“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 。
“现在，通胀是最紧迫的事，如果因为物流不通、燃料价格和商品价格继续上涨，只会使问题更复杂。”
1987年巴勒斯坦发动第一次大起义，以色列似乎受到刺激，终于愿意坐上谈判桌。与此同时，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面临了政治上的内外挑战：对内，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等路线激进、宗教色彩强烈的新势力崛起，这些势力反对“两国方案”，唯一支持推翻以色列，开始不服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世俗“温和”势力；对外，阿拉法特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贸然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 Hussein） ，结果触怒了美国与科威特、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所获金援大幅减少。因此不论对内对外，阿拉法特都需要一个表现机会，既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领导威信，也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而这便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诞生背景。
如果第二次大起义只是象征“两国方案”的挫败，那么上述两重脉络形塑的当今现实，便是“两国方案”的实质死亡。
这次冲突导致70万阿拉伯居民逃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则进一步侵吞土地，1949年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签署停战协议时，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78%的领土。此后阿拉伯世界持续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否定以色列的建国合法性，但经历多次战败、全球左翼衰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毛主义武装转向圣战士的时代变化后，巴勒斯坦议题声势不再，不仅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道下降，全球的关注度也持续下滑。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领导层的立场在1970年代末转向，接受了与以色列并肩立国的想法，愿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仅存领土上建立国家。而这一历史性妥协，意味着巴方领导人淡化了斗争的“反殖解放”色彩，从坚持意识形态走向合乎国际共识的无奈务实。简单来说，巴勒斯坦的势弱与退让，便是“两国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时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