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SQ12号班机北上东京的7月19日中午，我翻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采访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写的日记，感受到他对长跑、铁人三项的专注，以及采访过程的悠闲，对比起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只能说心情大相径庭。
后天（23日）就是东京奥运会开幕日了，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还在对全世界信心喊话，可见信心并不普遍存在。
我问他累吗，他用中文说：“不会，忙起来就不会累了。”
为了防疫，一台德士只能坐一名乘客。于是乎，又要继续等待。从社交媒体限时更新得知，新加坡游泳选手柯婷文18日抵达东京也花了五个多小时才通关，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当局提供的交通，足见奥运如此大型活动，单就开辟安全泡泡路线，投入再多资源仍嫌不足。
巴赫到了日本才说：“没想到承办奥运这么复杂。”——这是老实话，不到基层看一切如何工作，的确无法感受到那复杂与混乱的局面。
这次奥运采访人员首14天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必须在安全泡泡里搭乘当局提供的巴士，根据现有系统，凡出行须先从酒店前往总站，再出发到各场地，至少两趟车，手机应用显示，每个场馆至少要花130分钟才能抵达。
更没想到的是，下了飞机，问题才开始。
延伸阅读
IOC与东京奥组委为方便东京奥运会的采访工作，向全球约6000名到访媒体工作者设计了一系列防疫程序，其中一个要点是出发前提交首14天计划采访的场馆，批准后利用手机应用OCHA入境，无须隔离可直接工作。
东京，20日凌晨，德士站，有个年长义工拿着放大镜，亲切问候排队的人，询问下榻旅馆，每个酒店名字说出来他都是一副“哇，是那一家呀”的振奋表情。简单交流，老人家已从前一天晚上就在小小的德士站里招待旅人了，没办法加速流程，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提振大家士气，毕竟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我们赶在截止前提交采访计划书，但一直处于等候批准的状态，当局前在我们出发前几天发电邮说可能到出发当天手机应用还不能使用，因此要求我们先填了个表格再入境。不过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个额外的表格没用，我和同事在机场从下午5点半一直等到晚上11点，才有奥组委人员通知，必须再签署另一份保证书，同意隔离14天，先入境再等我们的行程比准。
折腾到凌晨3点钟才抵达位于紧急状态下清冷的新宿地区酒店。
总之我们没能拿到采访证，同病相怜的还有另外两家中国和蒙古媒体的同行。出关后我们继续排队，等奥组委提供巴士，前面班机的记者群也都还没上车。好不容易上了车，一小时后抵达东京的巴士总站，再改乘德士。
说真的，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注册了多少个账号，至少10个，每个账号互为表里，必须先有A才能进入B，好像俄罗斯娃娃，一个套一个。
只能说在大瘟疫时期，文书工作不能马虎，这次奥运你也必须是个科技达人。
在兢兢业业的基层工作人员面前，我不敢奢望村上春树式的悠哉，也才不管巴赫说些什么。
过去几天选手与媒体陆续抵达东京，从下机就开始排队。日本人的好客和礼数让人起敬，甚至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等待入境的媒体工作者保持安全距离坐在走廊两侧，穿着防护装的东奥义工跪在地上协助大家找出正确的文书与证件，虽然鸡同鸭讲，但可以感受到工作人员的耐心。我这种应用程序不过关者就被拉到一旁请外包技术人员帮忙。30岁出头的男性技术人员，外加一名20岁出头女地勤人员，一直陪着我们直到晚上11点，成田机场第三航厦早已没有访客。
东京奥运会在被冠状病毒疫情推迟一年后，在新一波疫情与冷淡的当地民意中，闭门举行。
美中不足的是入境处没有能解决问题的奥组委官员，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该如何解决，义工、地勤和那名技术人员也只能跟我们一起苦等答案。
今天先谈谈我和同事作为媒体工作者碰到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