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断监督索偿顶限，以便跟上生活水平，设在5万元或许比较理想。”
“我们也没时间和精力去请律师、打官司，小额索偿庭像是一个不必杀鸡取卵的折中方案，如果进一步完善，肯定能惠及更多民众。”
小额索偿庭保护权益 提高索赔上限或助减轻负担
“房东声称经济困难、有亲戚住院，已把钱花光，50元、100元一点一点地还，长约半年。最终法庭查封她家的冰箱等家电，她才还清。”
合约生效后，房东却拒绝她和儿子进屋，声称改变主意。
陈女士表示理解小额索偿庭为何要设索赔顶限，否则任何金额都可以视为“小额”，小额索偿庭会忙不过来。
连荣华肯定小额索偿庭的作用，“它是帮助小市民索偿的好途径，特别是对于缺乏议价能力的消费者”。
经律师朋友建议，她将房东告上小额索偿庭，要求房东归还预付的各一个月的租金和押金，共计1200元。
陈女士说，当年多亏有小额索偿庭，否则预付的1200元就完全被房东吞掉了。
曾有一名女居民投诉，到武吉班让万吉路的发廊美发，却被发廊单方面刷卡，支付了未经同意的数千元美发配套。
女居民要求全额退款，但发廊坚持不肯，她随后报警，最终到小额索偿庭立案，发廊才提出要庭外和解。
生活费持续高涨，纠纷所涉金额也水涨船高。议员和小额索偿庭使用者建议律政部考虑提高索赔顶限，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索赔金额 。
他举例说，装修纠纷中涉款超过2万元的情况十分常见，“如果须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律师费可能要5000元或1万多元，这样很不划算”。
他偶尔也会推荐遇纠纷的居民，借助小额索偿庭寻求索赔。
政府国会委员会财政及贸工主席、武吉班让区议员连荣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生活费持续上涨，委员会不时接到反馈，称现有的2万元索偿顶限偏低。
来自四川、不愿透露名字的陪读妈妈陈女士（57岁）在冠病疫情前，签约租下宏茂桥10道一个组屋房间，女房东同意她在合约生效前几天搬东西过去。
“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适当地调高索赔顶限，会比较理想，一些被索赔方可能就不容易钻漏洞。”
但她认为，提高顶限肯定对索赔方都好，像这种房客向无赖房东追讨房租的情况，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太高。即使是小额索偿庭，流程走起来其实也很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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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我提前几天搬东西入屋，必须扣除索额，裁定房东必须归还8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