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那样的环境生活，是不是像“苦行僧”？王德扬正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坚持的人。
“没有浴室，夏天时，每周去几次市集的公共浴室，冬天去得更少。骑电单车到市集大概要半小时，脚踏车则需45分钟。”
那一年，他从阿富汗回国度假两三周，妈妈说，楼下有个单位要卖，催促他买下。
法里德因为须半工半读，学习进度较慢，常遭老师处罚。他决定辍学，加入和平志愿者的组织，在成员协助下迅速掌握阿富汗方言达利语，协助管理有百多名街童办的学校。
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坚信战争无法解决问题，还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缺乏和人以及自然的联系，对城市人的心理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访谈中，为了隐私与安全，他不愿公开这对阿富汗父女和加入和平志愿者组织者的照片与姓名。
1993年，他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做了七年普通科医生。
塔利班统治时期，经常与介入的美国盟军在村庄战斗，苦了夹在中间的老百姓，面对生命威胁。
一次，一位病人离开诊室时随口问：“嘿，医生，有个巴基斯坦组织，需要医生帮忙难民。有兴趣吗？我可以帮你联系。”
王德扬记得念大三时，学费二度上调至1万6000元。全班一起找卫生部交涉，但始终没能改变事实。
每次从战地回家 都要向父母道歉
他说，如今的自己更有人性、更有活力，也更健康。“以前，我只关注身体健康，却忽视了情感和社交健康。结果只能得到三分之一的健康，其他三分之二像机器人或半死不活！”
当时屋价低，他用积蓄和房子的租金，在几年内顺利缴清房贷。
他毕业后，努力还清大学贷款，并偶然买下三房式组屋，过后获建屋局批准，再把组屋租出去。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马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有约19万零370人，来自缅甸的有约16万7360人，包括近11万名罗兴亚人。
王德扬说，他被人类的爱所激励。“那种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慈悲与善意。我希望能运用自己的医学技能和训练来帮助他人。”
王德扬也经历过炸弹袭击惊魂。爆炸就发生在他住家附近，震碎了玻璃窗，幸而人无恙。
王德扬在阿富汗巴米扬省（Bamiyan）的偏远村庄工作了七年。除了看病，他也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和急救培训。
王德扬与父母同住在荷兰路的三房式组屋，他唯一的哥哥已成家。
移居到首都喀布尔后，他的休闲方式也不同了。他居住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区，最简单的消遣方式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偶尔去看一场电影。
后来，他买了一块太阳能板，每晚为房间供应几个小时的电力，那也只能点亮LED灯泡和为诺基亚3310这款“非智能”手机充电。
王德扬也遇到了许多渴望和平的当地青年，促使他在2009年创办“阿富汗和平志愿者”，推动非暴力事业，并倡导平等与环保。
新加坡诊所有关门时间 在阿富汗没下班这回事
长时间处在战区，王德扬也和阿富汗人一样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演变为慢性压力。
治疗身体伤痛也须修复心灵创伤
他描述：“慢性压力让我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容易发怒，爆发时像火山，对阿富汗朋友大声喊叫。”
“那里物资匮乏，连手机都算奢侈品，因此每月大约200元，就足够让我过得相当舒适。”
男孩后来考上大学，结婚生子。2021年8月，美国盟军撤离阿富汗，和平志愿者等组织关闭，这名男孩获得庇护，移居欧洲国家。
“这是生活里的偶然性，照片触动了我，决定去探索不同的机遇。”
第二，他放下了对人的批判。智慧和科学应当帮助人们接纳和理解生活的自然状态，而不是将人以“成功”或“失败”区分。
坐在眼前，时不时发出爽朗笑声的王德扬（55岁），或许是新加坡唯一住在三房式组屋、出门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医生。
“我爸妈像所有父母一样心疼孩子，说我没有薪水，可以不必给家用。”
为了休闲和锻炼身体，他有时与一些志愿者踢室内足球。阿富汗志愿者组织还会安排在喀布尔市内和周边地区的花园、河边和山上郊游和野餐，但他在城市与大自然的联系，远不如在巴米扬农村时那般紧密。
他的物质生活简朴，却是精神世界的富翁—享受生活、远离攀比。
粪坑满了，房东会清理，用土壤混合粪便充当农作肥料。
请求原谅 惹哭母亲
人们不断攀比 引发更多焦虑
王德扬医生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为难民和居民提供了18年的医疗和人道服务，并成为首位获得国际普费弗和平奖（International Pfeffer Peace Award）的新加坡人。 他为什么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选择在没有Wifi、没有抽水厕所的阿富汗村庄当义工？本期《早人物》，王德扬医生分享了独特的经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富同理心、更有活力、并收获了更全面的健康。
他说，跨代理解非常重要，“我知道父母的期望，我们是亚洲人，与西方不同。”
“我第一次看到她哭，但我也很欣慰，因为她能在我面前自在地哭泣。”
像其他村民一样，他用一个金属壶状的加热器取暖，烟雾通过管道从烟囱排出，“晚上，我大多用木材生火取暖，同时泡上一壶热茶。”
“我们班很特别，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也愿意为家境贫寒的同学集体发声。”
回到新加坡后，王德扬继续服务于新加坡难民支援小组（Advocates For Refugees），主要为马来西亚的难民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厕所是共用的，长方形地毯挂在入口，就是门了，“当然不能上锁！”王德扬笑着说道。
拥有这个房地产，虽然是小小的，王德扬说，“我非常幸运，也很感恩。”
在那个保留“中世纪风貌”的村庄里，没有Wi-Fi的情况下，王德扬是如何与外界保持联系并生存的呢？
辍学男童大街上卖香烟 遇王德扬改变人生轨迹
18年的生涯，他领悟到两点。
“新加坡没有战争，但学校和职场的竞争心态也像一场‘内心战争’，我们因为害怕失去（怕输），而不敢与人合作和分享。”
此外，王德扬每周二还到朋友的诊所Mission Chuan Medical Clinic看诊，也辅导和协助有心理压力的患者。
阿富汗的岁月教会王德扬情感关怀的重要。他现在提倡情感关怀，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许多人陷入压力和焦虑。
当地村民卫生差，腹泻是死亡主因。为此，他与公共卫生部合作设立培训中心，并与省政府和当地大学合作，教育民众提高社区卫生水平。
“作为一个物种，所有智人（Homo sapiens）都算成功生存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没有‘成功’或‘失败’之人，所有人都有惊人的大脑和身体，帮助我们共同繁荣生存，而不是独自存活。”
病人还掏出一张阿富汗父女的合照送他。照片中的父亲穿传统服装，女孩乖巧可爱。
在新加坡开诊所，时间一到就“收档”，但在阿富汗没下班这回事，工余若有村民从老远山谷跑来，都得看诊。
他坦言，每次回新加坡，见到富裕的医生朋友和同学时，难免会比较，甚至会问自己，人生是否错过了什么？
离开新加坡前，王德扬特别向父母道歉。每次回来度假，他也不忘“再道歉”。
王妈妈（84岁）念华校，九岁停学。身为大姐，她必须照顾十个弟妹，很坚强，从不轻易哭。
王德扬也说，他对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感到好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在贫困和腐败的环境中生存，尤其是阿富汗人民，他们又如何应对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他说，阿富汗人虽贫穷，却乐于分享食物，这是一种美好的体现。
虽然可以在任何地方提供援助，但他尤其关心那些连基本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的人，“当帮助阿富汗难民的机会来到时，我义不容辞。”
这张照片过后一直摆放在诊所桌上，他每天都能看到，最终牵引他到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奎达（Quetta）。
村庄没电没自来水 冬天得生火取暖
村里的泥房没有现代化的电气或燃气供暖系统，冬天的温度可以低至零下25摄氏度！
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省生活期间，他常常在村庄周围的山谷和山上散步，有时还与村民一起在农田里劳作，尝试种植各种蔬菜。
为了自我治愈，他学习情绪管理，并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慢性压力与愤怒得以缓解，保持心理健康。
“在土地上劳作对我来说不仅是疗愈，也是与村民建立社交联系的一种方式。”
孩子当医生，本是许多父母的骄傲，但王德扬却跑到战乱国家做义务医生，父母的难过可想而知。
他说，现今社会，人们容易陷入攀比的陷阱，不断想着如何超越他人，结果引发更多的焦虑，这是可悲的。
念医学院时，王德扬须贷款还学费。当时，王爸爸（85岁）失去行销工作，跟原本是家庭主妇的妻子一起学煮海南鸡饭，卖了几年鸡饭。
第一，健康不仅限于身体，还包括情感、社会健康和人性。他意识到，治疗身体伤痛固然重要，但心灵的修复同样不可忽视。
在阿富汗的义务医疗与和平工作，没有任何志愿组织付他薪水。他的生活费和所创办的阿富汗和平志愿者的经费，全靠新加坡朋友和医生，以及国际组织的资助。
2012年，王德扬转到喀布尔，这组织的一些青年也跟着他，继续推动和平项目。他也在那一年，获国际普费弗和平奖。这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设立的年度奖项，旨在表彰那些为世界和平、国际理解和冲突解决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但他也反思，为什么要为虚荣牺牲生活？这些比较不过是虚假的架构，不值得追求。
2020年3月，冠病疫情暴发初期，他返回新加坡，继续在线上帮助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给予心理健康支持。2021年8月，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他就再也没回去。
他说，马来西亚非《联合国难民公约》签署国，不提供难民营，但允许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吉隆坡设立办公室处理难民庇护申请。
有一年，在他请求妈妈原谅时，她停了一下，然后哭了。
至于水源，他必须步行到附近汲取泉水；做饭则在房间的走廊上，用小煤气罐简单烹饪。
他在街上遇见一名兜售香烟的13岁男孩法里德（假名）。那次偶遇改变了这男孩的人生。
王德扬强调，在学校、工作或社会中，对人进行排名、贴“成功”或“失败”标签，既不科学也不友善。
几年后，村民靠着流过村庄的河水，安装水力发电系统，但也只能在一些夜晚提供2到4小时不稳定的电力。
这组织活动包括帮助街头儿童上学、分派棉被和鞋子给贫困家庭、推广家用太阳能项目、组织心理健康讲座。
他毕业后，每月都坚持给父母家用。即使去了阿富汗，也从没间断。
2002年，他踏上奎达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教育”。奎达有约200万名难民，他先适应了两年，2004年才深入阿富汗村庄服务。
他说，村子不仅没有Wi-Fi，刚到的第一年，连电也没有。唯一上网的机会，是当他到工作的国际组织办公室里做一些要用到电力的工作。
“他们当然很痛心。我道歉，不仅因为我不在身边，也因为我让他们时刻担忧。他们忙着生活，没有时间停下来梳理自己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