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至今没有气候诉讼案。林淑文说，假设要在新加坡，用“没有兑现气候承诺”，或“可以做得更多”的核心论述，对政府发起气候诉讼，胜诉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往往不仅兑现承诺，还会做出比承诺更多的贡献；至于政府能否做得更多，在工业革命时期，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尚不存在，要以科学方式去论证气候变化贡献等相对困难。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科学讲师李虹慧博士说，气候政策历来由成年人制定，很少甚至没有咨询儿童，因此许多气候政策很可能无法代表儿童的利益，或满足儿童的需求等，这方面的问题近来越发受关注。
各地气候诉讼案增加 但本地无公益诉讼制度
“气候变化对儿童的影响最大，不仅造成长期的环境影响，也引发广泛的气候焦虑，影响他们的平日生活。有国际调查显示，75%的受访儿童和青年认为未来是令人恐惧的；45%的受访者坦言，气候变化负面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运作。”
气候诉讼应强调环境对下一代影响
一般性意见着眼儿童权益 可催化法律作用推动改变
法院认为，不能允许这一代人在承担较少的减排责任的同时，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预算，否则后代须承受巨大的减排负担，后者的生活将丧失大量的自由。
苏育娴也是律师所的涉华投资争议解决业务合伙人。她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解释儿童遇到环境问题时，应可行使权利，并阐明各国应为儿童提供诉诸司法的途径，包括推行对儿童友好的申诉机制。
九青年起诉德国政府 促成修订联邦气候保护法
漂绿官司可视为气候诉讼案
卡梅里-莫博特认为，气候诉讼是一个途径，可纠正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缺失；一些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一些也优化气候治理，实现更好的结果。
苏育娴则认为，难以判断第26号一般性意见会否推动更多气候诉讼，但能确定的是，该意见强调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造成的环境影响，希望法律体系和企业做出决策时会将这个强力的信号纳入考量。
林淑文指出，所有的诉讼案，从虐童、死刑、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等都带有政治色彩，因为本质上追究的是“为何允许社会沦落到今天的局面”。
一般性意见指出，应消除儿童发起诉讼的障碍，调整起诉资格规则，并授权国家人权机构受理儿童的申诉。此外，诉讼是个漫长的过程，儿童应能获得免费的法律等援助，如有效的法律代理，并有机会在影响到他们的司法或行政诉讼中发表意见。
延伸阅读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2023年全球气候诉讼》报告，从2017年至2022年，全球的气候诉讼案增加了1296起。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2180起气候诉讼案。当中，美国的气候诉讼案达1522起；亚洲的气候诉讼案占整体的6.6％，其中印度尼西亚的最多，共12起。
去年8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发布第26号一般性意见（General Comment No. 26），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儿童免受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影响。这是儿童权利委员会首次确认——儿童有权生活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并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的责任作出了全面的解读。
“气候诉讼旨在给予人们机会与平台，通过法律途径促使政府和企业采取正确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企业可持续发展业务合伙人苏育娴说，环境影响可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明显浮现，儿童作为下一代人，必须承受这一代人对环境的伤害；第26号一般性意见承认，儿童的权利建立在是否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上。
人类活动持续排放二氧化碳，破坏自然生态，儿童造成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却是受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崩塌和环境污染三重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律司司长卡梅里-莫博特（Patricia Kameri-Mbote）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一般性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能发挥催化法律改变的作用，并促进多边环境协议的落实。
标志性的气候诉讼案之一，是九名青年于2020年，在环保组织的支持下起诉德国政府。青年指德国政府做出的减排承诺，不足以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内，违反了他们受德国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她说：“不少人认为气候诉讼是在与政府对抗，但未必就得以这种立场出发。我相信在新加坡，气候诉讼可以支持政府达到气候目标，如我国正紧锣密鼓地发展碳信用与市场，但碳市场是否有效运作，取决于整体的透明度。气候诉讼或能消除市场里的欺诈行为，惩罚违例者，有助创建更强大的碳市场。”
林淑文说，一般上，气候诉讼的核心论述，可以是指政府或企业没有兑现早前承诺要落实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另一种方式是，政府或企业兑现了承诺，但可以也应该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她指出，在其他已出现气候诉讼案例的国家，诉讼是通过公益诉讼管道发起的，这个制度使诉讼变得更便宜，目的是让公众能负担费用，但本地司法体系没有推出公益诉讼的制度。
“一般性意见敦促各国和企业采取果断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并明确表明有责任尊重儿童享有优质环境的权利。一般性意见有助新加坡等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环境和人权相关条约下的法律义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环境法律中心院长林淑文副教授说，巴黎协定明确表明气候变化目标，是195个签署国达成的共识。
从数据上看，相较西方国家，整个亚洲似乎未出现发起气候诉讼的趋势。不过，卡梅里-莫博特认为，不易断定是否在某个地区发起气候诉讼更有挑战性，然而数据显示气候诉讼蓄势待发，出现气候诉讼案的司法管辖区逐年增加，从2017年的24个增至2022年的65个。
“为实现目标，各国必须尽快去碳化，转向低碳经济体。所谓的‘没有采取紧急行动’，指的是政府没有投资再生能源、没有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催化投资等来应对未来的气候危机，实现共同目标。”
每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由美国前参议员尼尔森于1970年发起，旨在提高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加速保育工作，为下一代人保留宜居地球。本期《说法识法》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律司司长、环境律师和学者了解儿童享有的环境权利，从而探讨全球的气候变化诉讼趋势。
林淑文说，整体而言，发起气候诉讼的挑战包括准备全面论证可能需要很多年，以及发起诉讼的成本不菲。
她说，一般性意见阐明，若政府没有正视气候变化问题并采取必要行动，人们包括孩童可行使法律追索权，如把企业或政府控上法庭。
为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内，全球须最迟在2030年减少43%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隔年3月24日下判，指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缺乏如何在2030年后更新减排目标的规定，部分内容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相悖，因此命令司法机关出台此类规定。
卡梅里-莫博特说：“一般性意见未必对气候诉讼产生直接影响，但会为儿童就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寻求正义起到重大帮助。”
不过，她指出，漂绿（greenwashing）相关的官司也可归纳为气候诉讼案，这一方面的发展值得关注。“漂绿”是指业者宣称为环保作出贡献，或为产品贴上绿色标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意图欺骗或误导公众。
75% 对未来感到恐惧 儿童和青年声音应正视
包括新加坡在内，公约共有196个缔约国，最新的第26号一般性意见表明，若个别政府没有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儿童应有办法伸张权利发起诉讼。
不应视气候诉讼为敌意行为
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修正案于2021年8月31日生效，设定要以1990年水平为基线，到2030年和2040年减少65％和88％的碳排放，并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2050年之后实现负排放的目标。
李虹慧认为：“人们不该视气候诉讼为与政府对敌，那是非常危险的。气候变化是加强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可用来推动利益的工具，如可通过气候诉讼来催化气候解决方案的诞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