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护士上前安抚，却差点被男子推倒在地。男子最终被保安人员和男医疗人员阻止。陈护士被推后，肩膀有一点疼痛，两名同事还出现一些淤青，其中一人脖子留下掐痕。
邱德拔医院老年科部门叶仁杰副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医院在2019年引进护理技巧Humanitude，主要为了提高对病患的护理质量。这套技巧协助医疗人员与病患建立更好的关系，可让护理过程更顺利，尤其是失智症或谵妄症等体虚病患，因为他们很可能抗拒接受治疗。
报告也指出，要应确保医护人员对处理过程有信心并明确列出后果，包括是否会报警。机构也应向员工和主管说明走刑事法典或防止骚扰法令的流程和门槛，在必要时支持他们的人员向警方报案。
接受调查访问的医护人员也建议，为遭受暴力的同事提供更多支持，并且必须对暴力和骚扰采取零容忍政策和加强这方面的公众教育。
保健服务雇员联合会也发声明，表示极力支持这些全方位建议。它们也希望卫生部，考虑定期审查所实施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促进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分享处理顽抗情况的信息等。
医院应有直接的举报流程，以及与事件严重程度相称的升级和应对计划。每份报告都应进行独立调查，相关医疗机构和警方也应该对报告结果有透明的披露。医护人员在举报时应感到安心、感受到雇主的支持和保护，机构也应建立鼓励他们举报的安全环境。
文告指出，标准化的政策将强化可举报和追究事件的现有渠道，以及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这类不良行为的可能后果，从而增强对职员的保护。
虽然拉维钱德兰不想追究，但上司认为报案能以儆效尤，因此他隔天勉为其难地去了警局。
医院报警后，上级隔天亲自下来查，甚至在一周后继续慰问他们。
职场内部也有矛盾，来自同事和主管的恶劣事件占31％，受害者多是年轻或初级员工，平均每月遭遇超过两次，通常是辱骂，但也有肢体暴力和性骚扰。
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在报告中，将暴力对待和骚扰定义为任何可能导致医护人员感到痛苦、骚扰、威胁或歧视，即便当事人并不是故意为之。这个定义涵盖了患有认知障碍、意识模糊失智症的病患，也包括了同事间的无礼相待。
调查发现一般人对什么是暴力或骚扰缺乏共识，尤其是无法确定行为是否是故意的，例如心智不全的病患打人。
他们支持接受培训以学习更好地处理困难情况，也支持增加采用监控电眼和其他安全措施。受访的公众也普遍支持有关公众教育，并认为可以要求病患在入院时承诺尊重医护人员。
延伸阅读
——任何威胁、歧视、辱骂或侮辱的言语、行为或任何形式的交流，
针对预防骚扰与暴力对待医护人员劳资政工作小组星期五（3月1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新保集团、国立健保集团以及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联合发文告说，他们全力支持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并会与小组合作，设立标准化的暴力零容忍政策。
叶仁杰说，根据不少医疗人员反馈，他们与病患的关系的确有所改善，也能更容易让病患冷静下来，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照顾病人。这不只增加医疗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也减少倦怠感。
调查也显示，一些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他们举报遭遇暴力或骚扰，主管和同事会如何看待他们、主管是否会质疑他们是否无意中激怒了病患，或未能达到病患的要求。
报告建议应对什么行为构成对暴力对待和骚扰要有明确定义，上报机制要直接了当，也应该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提供透明的反馈。
在过去12个月里，遭遇暴力或骚扰的医护人员有57%选择与同事倾诉，43%则向主管申诉，也有33%告诉家人或是朋友。有11%会选择不告诉任何人，通知公会代表的医护人员则只占2%。
也有公众觉得一些行为不属于暴力，例如持续询问病患怎么样了、未经许可拍摄医护人员工作视频、在网上留下针对医护人员的负面言论。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工作已约14年的陈姓助理专科护士（34岁）也在两年前遇到一次较严重的暴力事件。当时她在急诊科，一名中年突然男子闯进来大骂粗话。
报告：上报机制要直接 暴力和骚扰定义要明确
报告指出，符合上述定义的任何行为或任何形式的交流都应被视为暴力对待或骚扰，不应漏报。
2020年9月，当时担任医疗助理的拉维钱德兰不只被病患妻子辱骂无能，还在大庭广众下被扇耳光，导致脸颊红肿，只因他一时没有找到病患所在的病房。
陈笃生医院精神科主任哈比布兼职副教授说，要鼓励医疗人员举报，院方就必须积极向雇员灌输这一点，让他们知道医院会积极地跟进此类举报，会采取哪些行动，以及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和辅导。
在医护人员层面，则是置若罔闻、少报，机构层面则因人手和资源有限，造成保安和医护人员培训不足。
即便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向上通报和举报程序，但调查发现医护人员认为，除了举报流程不明确，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医院往往也会在纠纷中向病患妥协，导致医护人员觉得不如什么也不做。
有的病患的期待过高或不够信任医疗人员，或因环境和心理压力、医疗状况或药物影响导致难以自制。
调查指出，举报率这么低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须向不同主管和经理反复述说事情经过，这对情绪受影响的人来说是有压力的。他们也须在工作时间之外填写举报报告，如果报警后要接受问话也须请假，这些意味着，举报者须付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
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 全力支持工作小组建议
还有38％医护人员和29％公众不认为非礼算骚扰，陈笃生医院精神科主任哈比布兼职副教授（Habeebul Rahman）解释，这可能是因为病患和家属都很难认定病患是有意的，还可能替病患辩解。
她强调，很多人可能以为暴力只是肢体上的虐待，但批评和辱骂等语言上的暴力也会严重影响医疗人员的心理健康。
根据预防骚扰和暴力对待医护人员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的调查结果，施暴者多数是病患、看护和访客。病患占41％、28％来自看护和访客、另外有18％源于同僚、13％来自上级。
一些医护人员则不确定所遇情况是否构成暴力或骚扰。有些人在举报时被主管告知自己面对的其实并不构成暴力或骚扰，一些主管则表示还须更好地了解相关的法律。
——发布针对某人或相关人员的任何身份信息，例如网络恶意公开他人隐私
院方鼓励职员发挥创意为现况提出解决方案，比如让职员戴上长筒手套来防止被抓伤；职员也可参与医院办的培训课程，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学习如何应对各类病患与看护者，及时和妥当地解除紧急情况。
有医护人员根据自身或同事的举报经验，认定医院对涉事者能采取的行动有限。他们认为，医院应更及时提供举报结果。
——可能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国籍、语言或任何其他因素的歧视。
报告指职场内部的矛盾，来自同事和主管的恶劣事件占31％，受害者多是年轻或初级员工，平均每月遭遇超过两次，通常是辱骂，但也有肢体暴力和性骚扰。
陈护士受访时说，他们时不时会遭受暴力，像是被病患咬伤等。“医院平时会安排辅导员和我们对话。我们也能在线上接受辅导。我们可感受到周围不只有同事，也有辅导员和上级的支持。”
邱德拔医院新护理技巧 促进病患与医疗员关系
黄廷方综合医院助理护士拉维钱德兰（Ravichandran，55岁）当时负责在急诊室外为病患挂号，这名病患家属找不到人，当场就教训了他。
护理技巧着重于使用言语、眼神以及肢体接触；比如，医疗人员在引导病人时，应把手轻轻放在他们的背后，而不是扶着他们的手臂；与病患对话时，应尽量让他们坐起而不是躺着，这样就不会让他们觉得被医疗人员“看低”，也不会有威胁感。
一些医护人员则认为，暴力或骚扰普遍存在，如果举报太多，会被别人视为过度反应。
男护士一时找不到人 被病患妻辱骂还扇耳光
他希望劳资政工作小组的建议可增强公共意识，提醒公众对医疗人员施暴是不能被允许的。
为避免医疗人员遭受暴力对待，尤其涉及智力衰退的病患，一些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包括让医疗人员戴上防护手套以免被抓伤，也推出新的护理技巧来促进病患与医疗人员之间的关系。
目前，300多名医疗人员已接受了这套护理技巧的培训，邱德拔医院的目标是让至少500名医疗人员受训，包括医生、护士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
在给予医护人员的支持方面，调查发现，这些人员普遍了解可获得哪些支持，例如辅导服务、同伴互助、自我关怀和心理健康资源和举报热线等。可是，这些资源的使用率偏低，不到10%的人会利用这些资源。
这些行为包括：
——对名誉、财产或人身伤害的威胁
拉维钱德兰说：“我们对暴力和骚扰习以为常，一周可发生两三起，大多是粗话辱骂我们，偶尔也有精神疾病患者动粗。我们通常不会举报，有时自己太忙，也不去多想。”
医护人员遭遇暴力或骚扰后主要向同事申诉，只有24%上报机构，4%报警，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求助于医院的心理支援服务。
鼓励医疗员举报和报警
约三分之一医护人员不认为人身攻击、粗俗或歧视性评论算是暴力或骚扰，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不举报，护士和护理人员尤其如此。
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三个层次，在病患和看护层面往往源自于病患带着有色眼光，有种族或国籍歧视。
这名施暴者最后因蓄意伤人罪被控上法庭且罚款。
预防骚扰与暴力对待医护人员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的调查显示，虽然所有医疗机构都设有举报和调查暴力与骚扰的机制，但是向医疗机构或是警方通报的个案只占少数。
拉维钱德兰又惊讶又羞愧，立刻找来保安。所幸，一名在场的同事把他拉走，经理得知后立即通报，并劝他求医。
外国医护人员更担心举报会让他们失去工作。
医护员遭遇暴力骚扰 仅24％上报4％报警
新保社区医院的职场安全与卫生委员会推出一个管理框架，旨在应对职场暴力与虐待事件，并协助职员掌握在工作中遇到暴力或虐待时的举报、追究及寻求支持的正确知识。
遭受暴力和骚扰的医护人员有时会将这些行为当成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是习以为常，就算被欺负了也不做些什么。有高达六成的公众甚至不觉得不断向医护医院提要求或者投诉属于骚扰，两方面都没有足够的意识。
不过，使用过这些资源的人有七成认为有帮助，工作小组因此建议，应采取更多措施鼓励遭受暴力或骚扰的医护人员寻求这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