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者和媒体因此形容，这是一份“罗宾汉预算”，指政府是在“劫富济贫”。

蔡庆威建议，若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母亲，与其修改估税扣税方式，不如为收入低于某个水平的母亲提供一笔“母亲税务回扣”（motherhood tax rebate）。若回扣金额超过她们须缴纳的税，就把回扣换算成现金。

目前，在职母亲生的估税扣税额，是按她们收入的百分比计算，2025年起将改为固定扣税额。到时，在2024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或领养的新加坡孩子，第一胎可扣8000元、第二胎1万元、第三胎起为1万2000元。

他说，人的本能会引发嫉妒之心和沙文主义，加上你有我无的论述，很快会毒害社会，加剧分裂。在人口稠密的环境中，这些观点会迅速生根，并通过残酷的方式展现出来。

毕丹星星期三参与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通过勾画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来呼吁政府把资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处在底层的人民。

他们都为中等收入的在职母亲发声，认为新的估税扣税方式对她们不利。

毕丹星星期三（2月22日）参与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通过勾画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来呼吁政府把资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处在底层的人民。

在巩固社会契约的措施方面，同一天发言的另两名工人党议员陈立峰（后港区），以及蔡庆威（盛港集选区）都针对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提出看法。

两议员：子女估税扣税调整不利中等收入在职母亲

一个新加坡是与全球接轨的金融中心，机会处处，无论是本地人或外国人都享有高薪，大家协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个新加坡是多数新加坡人生活的地方，人们觉得社会流动性不如过去，而且必须面对房价高涨的现实。

在今年题为“携手前进新时代”的财政预算声明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宣布一系列“富人税”，包括增加高档住宅的买方印花税和调高豪华车税率，同时出台多项援助措施帮助弱势群体。

对于这样的形容，毕丹星觉得有欠妥当。他认为，因为这么说会加强人们对“两个新加坡”的看法，导致高收入者和富裕人士，以及中低阶层形成对立。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社会契约必须是全民一心，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应对不可预测和可能出现混乱的未来。我们必须提防社会出现分裂，不让富裕和高收入者，与其他新加坡人对立。”

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说：“这两个新加坡很容易就会成为现实，造成社会中的摩擦。新加坡是一个小红点，两个新加坡的存在，必然会相互擦撞。”

陈立峰说：“无论政府的用意是什么，我认为它向受影响的在职母亲发出让人沮丧的信号，使这项计划当初的象征意义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