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购物袋收费，工人党议员严燕松（阿裕尼集选区）说，制定政策时须考虑国情，多数消费者须用塑料袋装垃圾。如果无法从超市取得足够的袋子，他们可能得自掏腰包购买，或更糟的是直接把垃圾扔入垃圾槽。

每年排放至少2万5000公吨温室气体的设施都得缴纳碳税，包括发电厂和大型制造商，预计这会造成水电费上涨。政府计划通过水电费回扣等方式，减轻这类额外开销对公众造成的负担，细节明年公布。

在转型的当儿，陈立峰关注政府如何协助石油化工领域绿化，以及是否会继续吸引这些企业来到本地，或保留本地的石油化工企业。

工人党议员陈立峰（后港区）认为，新加坡人虽然得因碳税上调暂时承担更高费用，但是待新加坡成功转型，冲击就会相应减少。只是现阶段，他希望政府能说明，除了水电费回扣外，还会给予家庭哪些援助。

穆仁理（武吉巴督区）说，一些起步公司投入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大有可为，但由于规模小，难以吸引碳信用资助。他建议，政府机构与这些公司合作，助它们打响知名度，让它们可以打入区域或国际市场，有机会承接大的减排项目，成为国际碳信用产业链的一部分。

碳税将从后年起分阶段上调，从目前的每公吨温室气体5元，调高至2024年和2025年的25元，目标是到2030年增至50元至80元。

他认为，我国的绿色转型刚起步，不应该过早切断与“褐色经济”的链接，何况一个现代化的绿色经济仍须用到石油化学制品，包括制造太阳能板、电池等。

他说，在支持我国推动绿化的同时，他担心这会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冲击，也会影响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希望政府能在过渡期给予援助。

新加坡正处于转型成为绿色经济的阵痛期，政府将通过提高碳税，让企业清楚须为影响环境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有议员关注这笔费用最终得由消费者承担，进一步加剧生活费上涨的压力，因此促请政府在过渡期提供援助。

在碳税课题上，也有议员就碳信用提出看法。碳税调涨后，须缴税的企业可以购买高质量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来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这意味着企业能通过资助一些减排项目，例如树林保育计划，来抵消部分碳税。

另一方面，国家环境局今年1月宣布，拟从明年上半年起，推行购物袋收费制，每个袋子的最低收费介于5分至1角。

昨天是政府财政政策辩论第二天，议员黄文鸿（蔡厝港集选区）参与辩论时说：“碳税调整后，企业会面对转型的压力，但是转型的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生活开销上升。加上通货膨胀，以及因疫情对物流运输造成干扰，普通家庭得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以政策进行干预，目的应该是鼓励人们改变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不是使得大家想方设法逃避惩罚措施。与其收费，环境局是否可考虑要大型超市给不索取塑料袋的公众折扣作为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