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建议可以从三方面舒缓低收入家庭面对的困境，包括加强低薪工人的雇佣权益和社会保护、延长和提高租赁组屋租金回扣，以及协助他们处理欠债。在雇佣权益方面，许多申请家庭援助金的人都在零工经济领域打工，缺乏病假和育儿假等福利。政府可探讨如何确保雇主合理地对待这些雇员。

调查也发现，原本收入越低的人处境越困难，他们在疫情期间收入减幅大于较高收入者。原月入低于500元的人，在疫情期间失去高达九成的薪酬。相较之下，原先赚取1500元至1999元的人，月入则减少58％。

她受访时说，家里没了收入后，她常常会质疑是否能满足孩子的需求。目前她在彼岸社会服务当义工，负责打电话了解一些低收入家庭的近况。对于自身的处境虽难免感到无助，但得知有些人生活更加困难，她仍希望能向他们伸出援手。

该机构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冠病疫情暴发前，申请者的家庭月入中位数为1600元，过后跌至500元，跌幅为69％。人均月入则从425元下降74％至113元。35％的申请者因疫情影响，家中完全没有收入。

接受调查者的年龄介于18岁至81岁，新加坡公民占约九成。他们有八成住在租赁组屋，多数从事低薪工作，如清洁工、厨师和私召车司机。申请者当中，马来族占56.4％、华族23.4％、印族9.8％。

建议从三方面舒缓低收入家庭困境

主导这项调查的独立研究员卓君美则指出，疫情带来的现实对许多低收入家庭是残酷的，他们不仅得承受经济压力，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也缺乏保障。当新加坡在复原的同时，也应注意不让新常态加深弱势群体遭遇的不平等现象。

面对冠病疫情的冲击，低收入家庭首当其冲，有些甚至断了生计。志愿福利团体彼岸社会服务的调查发现，向它们申请援助金的公众，家庭月入中位数在去年疫情期间猛跌近七成，约三分之一更是毫无收入。

彼岸社会服务（Beyond Social Services）去年3月开始发放家庭援助金给有需要的人，并于同年4月至9月间，在获得申请者同意后收集了1231人的资料，以了解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

导致他们收入锐减的原因包括失业、薪金或是营业额减少。例如，在服务领域工作的人因工作时间缩短薪水也跟着减少，或是被要求拿无薪假。

彼岸社会服务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冠病疫情暴发前，申请者的家庭月入中位数为1600元，过后跌至500元，跌幅为69％。人均月入则从425元下降74％至113元。35％的申请者因疫情影响，家中完全没有收入。

彼岸社会服务执行理事余学良昨天在记者会上说：“那些向我们申请援助的人是很痛苦的，这份报告是为了记录他们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阻断措施期间虽然难熬，但不至于陷入绝境，不幸的是，这却是很多申请者的生活写照。”

苏菲亚（38岁，待业）是家庭援助金的其中一名申请者。她有五个年龄1岁至20岁的孩子，当搬运工人的丈夫去年3月失业至今，一家七口住在两房式租赁组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