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这张社会蹦床，也许只让人看到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面，但蹦床有多少伸缩性和弹性取决于弹簧的质量，这也正是公民意识和善念的所在。面对拖欠租金的租户，一些业主选择了在时限上多给予宽容；面对可获得的补贴，一些国人选择让更有需要的人获得这些救济。人人的处境都不好过，但逆境中也只有少以自己为中心、多帮助他人，才能产生共振效应。否则，蹦床的弹簧再好，如果其中一根超出负荷而断裂，最后也只徒留一张破蹦床而已。

不少议员感叹，多亏了多年的积攒，才不至于在危急时刻捉襟见肘。政府国会财政及贸工委员会主席连荣华（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参与辩论时说，他担任三届议员以来都在同个政府国会委员会效力，就是因为相信谨慎理财能为新加坡提供保障，也希望能看护好这个原则底线。虽然他不时收到反馈，指政府的财政缓冲太多，但他认为还是小心为上。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无非是为了强调未雨绸缪的重要。

何以见得？用“搞定先生”、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昨天的话说：“当交通部长必须停止公路电子收费和拥车证投标活动，就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2015年在瑞士出席圣加伦研讨会时，在一场座谈会上被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赛克（Stephen Sackur）追问新加坡是否奉行安全网政策。不难看出其中陷阱：回答是，就会被追问新加坡为什么不设最低工资；回答不是，又会引来外界批评政府不照顾跌落社会缝隙的弱势群体。只听得尚达曼四两拨千斤：“我比较相信蹦床的概念。”巧妙的比喻，赢得满堂喝彩，至今仍传为佳话。

社会蹦床，指的是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为国人提供适当扶助，但同时国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弹”，实现社会流动。但如今，这张蹦床的弹性和抗压力正受到极大的考验。

不到两个月，政府发表了三份预算案声明，说明了有再好的计划也要赶得上变化。最新一轮的拨款将达51亿元，加上之前的两轮，总拨款高达59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12％。其中，动用国家储备的款额高达210亿元。

但在这场战役中，拿得出足够的资金还只是基本条件。冠病疫情更是对社会是否团结的考验。不少参与辩论的议员和政治职务者在演说中都不忘指出，我国在冠病疫情后会更强壮，或是沦为历史的脚注，都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政府国会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任梓铭（马西岭—油池集选区）也说，只有人人负起社会责任，不为了非必要事务出门，储备金才动用得值得，社会才不会因为个别的不负责任行为而破产。

还不止于此。当樟宜机场第二搭客大厦不得不从下个月起暂停运作18个月，第四搭客大厦考虑暂停运作，当拥有42年公共服务部门经验的资深部长试着拿出平日的豁达，勉励国人若干年后回望2020年这自豪的一刻，却不由自主地语塞、哽咽，稍有一点恻隐之心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次空前的危机，不是那个两个月前我们还以为“很快就会过去”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