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昨天在国会参加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指出，NIRC是我国财政收入单一最主要来源，过去五年它在对总支出的贡献率也从2015年的13％增加到2020年的22％。

胡美霞说：“NIRC可能会因为恶劣的投资环境而波动……财政部长是否会考虑对NIRC依赖度设下顶限？”她建议超出NIRC依赖度的经常性支出，应该只通过经常性收入来资助，并呼吁政府继续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比如重新考虑财富税和遗产税，以便建立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

针对消费税问题，林谋泉（蒙巴登区）则提醒政府要让国人充分了解援助配套能帮助低收入群体应对消费税的上调。他说：“推迟提高消费税，显示政府关心人民，而且从善如流。”

我国财政对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简称NIRC）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对此表示担忧。

官委议员伊萨德则指出，他能理解消费税的提高不可能无限期推迟，但希望财政部长能明确说明加税的日期。他也建议财长考虑分阶段提高消费税，“从7％到8％，最后从8％到9％。”

符致镜也认为，除了NIRC之外，我国未来征收的公司税也可能减少。他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行的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BEPS）行动计划，提议把公司税制定的基础从“企业所在国”改成“消费者所在国”。然而，我国的消费群非常小，如果采用经合组织的计划，我国从公司税得到的收入将减少。“为了维持较高的经常性开支，提高消费税无可避免。”不过，他也提醒政府在上调消费税时，应该通过援助配套确保它是累进的税制，而且能够减少收入不平等。

先驱区议员符致镜发言时也对NIRC能否持续维持高水平表示关注。他指出，我国2020财政年的NIRC预计达到170亿元，但这低于2019财政年的190亿元，全球利率走低导致NIRC维持在高水平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财政收入可能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