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会辩论的四大争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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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5月工人党在全国大选中夺下阿裕尼集选区，成为首个赢得集选区议席的反对党。7月FMSS受委为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AHTC）的管理代理，为期一年。这是官司中所指的第一份管理代理服务合同。8月针对FMSS的委任，工人党发布新闻稿，声称由于时间紧迫，因此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招标。 2013
1月工人党在榜鹅东补选中胜出，市镇会扩大成为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AHPETC）。2014
2月在AHPETC的独立审计师连续两年对该市镇会财务报告提出“无法表示意见”（Disclaimer of Opinion）的结论，以及该市镇会财务情况出现恶化迹象后，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应时任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要求，指示审计总长审计AHPETC 2012/13财年的财务报告。2015
2月审计总长公布审计结果，重点反映AHPETC内部会计程序的根本缺陷，如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内部监管薄弱和不足。11月最高法院上诉庭裁定AHTC须委任独立会计师，纠正审计总长所列出的财务管理疏失，并每月向建屋局提呈进展报告，直到市镇会遵守法令和条规为止。2016
3月工人党正式委任会计事务所KPMG为独立会计师。4月KPMG发表首份进展报告中，将AHTC在财务监管等方面的不足归纳为17项待审项目。5月接管榜鹅东区的白沙—榜鹅市镇理事会（PRPTC）委任会计事务所PwC为独立会计师，审查榜鹅东区在2015年大选前的账目。2017
2月AHTC委任三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7月代表AHTC的独立委员会入禀高庭，向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等市镇会理事追讨超过3370万元，并指这些理事违反受托和应尽的责任。9月PRPTC也对刘程强等人发起相似的法律行动。2018
2月针对KPMG提出的17项待审项目，AHTC已全数纠正，新的市镇会财务管理系统也投入运作。10月两个市镇理事会起诉刘程强等人一案，在高庭开审，历时17天。2019
10月高庭法官发表官司第一阶段判决。案件接下来将进入第二阶段审讯，决定市镇会蒙受的损失及违反责任者须支付的赔偿金额。三名议员如果无法偿还，将面对破产和丧失议员资格的后果。
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卢仲明和侯文芳夫妇以及杨顺扉同时拥有FMSS和FMSI公司，又代表AHPETC批准付款给这些公司。其中是否涉及利益关系，市镇会对其中的关联交易是否知情？
似乎不是每一名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AHPETC）理事都知道，卢仲明和侯文芳夫妇以及杨顺扉的关联交易，因为任何一名诚实的理事都会认为这个做法不能被接受，也不合法
市镇会会议记录没有证据显示，理事曾讨论这个利益冲突可能带来的影响，而且只选择向理事披露这三人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和雇员，却没有直说他们其实是公司老板。
虽然市镇会秘书和总经理可以同时担任管理代理公司的高层，但AHPETC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些人拥有这些公司，他们代表市镇会支付的款项直接进入自己的口袋。
市镇会也缺乏妥善的监管机制，确保在评估关联交易时，把居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确定居民不会因此吃亏。
没有披露关联交易也违反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
很多市镇会的秘书和总经理同时担任管理代理公司高层，之前有一些市镇会也没有披露这些关系。
在理事会议上曾出示取自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关于FMSS公司的资料，已经交代了FMSS公司人员的关系。
工人党开给FMSS的支票必须至少有市镇会主席林瑞莲、方荣发或毕丹星这两名副主席之一的签名，他们与FMSS和FMSI没有利益关系。
工人党接受审计报告的结果，也已经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善，包括委任另外三人，负责确认这些公司完成工作才付款。工人党将继续改善市镇会的管理。
FMSS在大选后成立，征收的费用比其他管理代理高，工人党为什么会委任该公司？
FMSS在大选七天后的2011年5月15日，由工人党的死忠支持者成立。林瑞莲5月底已经与原管理代理CPGFM商讨终止合约的事宜。让FMSS接手是预先策划好的。
AHPETC支付给FMSS的费用，每年比其他市镇会高出160万元，四年就多付640万元。工人党拿了居民的钱后，给了他们在FMSS的朋友。
在评估FMSS的管理代理建议书时，由市镇会理事组成的委员会，发电邮通知其他理事说，FMSS征收的费用与之前提供服务的两家公司大致上一样。但其实FMSS每月征收的费用，比原本两家公司征收的费用总和高出43.1％。
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后接管AHPETC，但原本的服务供应商表示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由于时间紧迫，市镇会迫不得已让FMSS在过渡期间处理市镇会事务。
FMSS人员有管理后港市镇会多年的经验，他们愿意接受挑战，管理一个范围更广的市镇。
市镇会之后公开招标时，也没有其他竞标者，在经过仔细评估后，包括参考其他市镇会的做法和收费框架后，决定委任FMSS为管理代理。
在确认FMSS应该征收的服务费比竞标价低之后，市镇会也得到12万2411元98分的退款。
市镇会账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该用什么方式判断市镇会是否蒙受亏损？
工人党扭曲审计总长的话，称市镇会没有亏损，也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审计总长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市镇会的账目不可信，很多文件也没有办法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担保这里面没有渎职的行为。
允许市镇会人员同时拥有管理代理公司的做法，造成了超额付
FMSS既然管理不当，就不应该从中获益，赚取利润。
此外，一旦合约双方在有违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合约，法律已经假定出现了财务亏损。
审计总长没有发现市镇会存在任何贪污情况。
市镇会没有任何财务亏损。
一笔理应转入AHTC累积基金的款项，被存放在运作基金。这笔款项为什么没有如常存放在累积基金？
AHPETC没有准时把杂费和市镇会获得的杂费津贴转入累积基金，也没有把所有应该转入累积基金的款项投入其中，金额高达1200万元。
只有在审计署提出疑问后，市镇会才把部分款项转入累积基金。如果没有这次的审计报告，累积基金很可能继续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工人党把应该转入累积基金的款额保留在营运户头，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也有足够的资金继续支付市镇会开支，而最大一笔开支就是代理费。
工人党有管理后港市镇会20年的经验，怎么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拨款和杂费？
市镇理事会法令列出的三个违规行为，其中一个就是把累积基金用在营运开支上，这就是为了防止管理代理和市镇会追求短期利益。
市镇会承认有这方面的疏漏，甚至在审计署展开审计之前，就已把应有的款项逐步转入累积基金。
后港市镇会的电脑系统不足以应付一整个集选区的工作，要在90天内接手AHPETC并确保新系统操作顺利不容易。
演大戏、切腹谢罪、关联交易、腐烂的管理……
大家还记得这场在我国国会上延烧多年的“诚信之辩”吗？从国会到法庭，还跨过了一次大选，可以打包票，关于工人党市镇会的课题，一定会在不久后的大选中延烧。
今天（11月5日）下午，这场长寿辩论再回到国会，这次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提出动议，重点有两个：
- 针对法庭判定刘程强和林瑞莲行为不诚实、有违受托责任，要求全体议员重申维护高水平的诚信和责任感；
- 向工人党管理的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喊话，要刘林两人回避一切和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有关的财政事务。
2015年第一次在国会辩论时，人民行动党主攻手是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助攻的是外交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这次由第四代领军者王瑞杰副总理主攻，面对资深反对党领袖刘程强。这场论战将让人民行动党第四代接受一次战火洗礼。
让我们先回顾2015年辩论时，双方的主要论点。
法官指刘林二人为政治目的，刻意掩饰意图和误导选民
诉方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AHTC）和白沙—榜鹅市镇会（PRPTC）提出的诉讼案是这场诚信之辨中的关键。这场官司从2017年延烧至今，高庭法官加南拉美斯（Kannan Ramesh）10月11日对案件作出第一阶段判决。
法官加南拉美斯在判决中指出，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本应忠心不二地服务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却出于政治目的，执意委任“亲信”担任管理代理，甚至刻意掩饰意图和误导选民。
这场于去年10月初开审、历时17天的民事诉讼，涉及八造。他们是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主席林瑞莲、现任秘书长毕丹星、市镇会理事蔡誌泓和符策涫、市镇会前管理代理FM Solutions and Services（FMSS），以及FMSS负责人侯文芳与已故丈夫卢仲明的遗产代理人。
诉方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AHTC）和白沙—榜鹅市镇会（PRPTC）指他们多次违反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尤其是工人党2011年8月未经招标，就将第一份管理代理服务合同和第一份紧急服务（EMSU）合同颁发给FMSS。
对此，加南拉美斯认同，刘程强、林瑞莲和FMSS负责人“很明显从一开始就参与不招标委任FMSS一事”，并且怀揣着其他动机。
他们的行为不当，还试图披上真诚和可信的面罩，让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诚实行事，有违受托人应坚定不移地忠于AHTC的义务。
刘程强在2011年分水岭大选中，从扎根20年的后港区出走，率队夺下阿裕尼集选区。
当选不到两天就想委任旧部成立的FMSS
官司揭露，尽管原管理代理CPG的合约2013年7月才到期，刘程强却在选后不到两天，通过电邮传达了委任新管理代理以取代CPG的明确指示。
对此，辩方的解释是，他们担心CPG因政治领导更迭而撤出市镇会，因此着手制定应急计划。但加南拉美斯认为，工人党未经招标就委任FMSS，并非迫于时间紧迫，而是早已决定好（fait accompli）。
工人党市镇会理事与FMSS负责人之间的电邮往来显示，无论CPG续约与否，侯文芳与卢仲明都已准备好接手AHTC，甚至不惜投资46万成立FMSS。
但工人党却在2011年8月发布的新闻稿中误导公众，声称他们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招标。法官在判词中说：“那并非真实情况，而是掩盖了取消招标的真正原因。尤其令人不满的是，这个具误导性的叙述被传达给公众，特别是阿裕尼选民。”
法官指出，尽管CPG要求解约，但没有一位市镇会理事探究过可否要求CPG多留一段时间，显示他们并未寻求所有可行途径便决定取消招标，这是“不可容许“的。
根据刘程强的供词，成立FMSS的部分理由是出于政治考量。他认为，在由‘行动党相关机构’主导的管理代理行业中加入新业者，对于日后可能当选的其他反对党候选人而言，将是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法官也认为，刘程强选用FMSS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他希望确保过去20来忠实为工人党服务的后港市镇会职员能继续受雇。法官认为刘程强“为保护后港市镇会职员，必须除去CPG，并委任顺从的新管理代理……这可回报后港市镇会职员多年的忠诚，同时确保AHTC由当选议员视为‘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团队来管理。”
更甚的是，刘林二人采取了“刻意且有计划的行动”，向CPG和市镇会隐瞒他们未经招标就想任命FMSS的计划。
例如，林瑞莲将有关委任管理代理的报告，先交由卢仲明夫妇检查，看看可否“通过审计师的法眼”。法官说：“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并使林瑞莲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
法官指出，市镇会的政治性质，不意味着市镇会理事无须负起受托责任。
我并不是说，刘程强和林瑞莲在做决定时不应有任何政治考量，这肯定是不实际的。但他们不应让自身的政治利益，凌驾于AHTC利益及他们的法定和受托责任。
工人党和行动党多次针对理事会的管理疏漏展开激烈交锋，激辩的重点围绕在这四大争议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