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国在涉及基础建设项目的纠纷中一直鼓励使用调解途径，包括在去年推出新加坡基础设施争议管理协定（Singapore Infrastructure Dispute-Management Protocol）。

基础建设项目往往非常复杂，除了要严谨规划这些项目外，建立良好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同样重要，以应对长期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跨境商业争议。

然而，签署新加坡公约远不止于促进跨境商业调解。王瑞杰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但如今正面临压力。

尽管调解存在诸多好处，多年来却因和解协议的约束力不明确，未能获得广泛采用。新加坡公约的制定因此变得极为重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在《新加坡调解公约》（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简称新加坡公约）签署仪式和相关会议的晚宴上致辞时，说明调解机制对全球经商环境带来的效益。

他举例，全球对基础建设的需求庞大，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估计在2016年至2030年，单是发展亚洲的基础设施就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约36万亿新元）。

在他看来，新加坡公约能获得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彰显各国对维护现有秩序的共同承诺。

王瑞杰：调解侧重解决问题不是决定谁对谁错

这类基础建设项目通常会牵涉多方利益、多个司法管辖区和合同，若是出现跨境商业纠纷，不只是巨额投资会蒙受损失，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也会受影响。

“调解是化解这类纠纷的一个很好选择，因为它侧重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决定谁对谁错。它试图以一种不破坏关系，并允许项目继续进行的方式解决问题。”

王瑞杰说：“所有国家都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使关系和问题可以依据商定原则处理，结果也容易预见。如此一来，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他们的利益都会被考虑在内。”

王瑞杰说，一旦启动诉讼或仲裁程序，纠纷一般会被拖延，使项目停滞不前，所以能尽早解决问题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