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说，对话会如双刃剑，若没带来明显的政策改变，这一系列对话将被国人视为作秀而引起强烈反弹。
对话会有助推动民间讨论
“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中得票率增加，接纳人民的意见调整政策是因素之一，这显示举行全国对话会可让执政党取得丰硕回报……这次的对话会也能让第四代领导人就具体例子说明，他们听取国人意见后改进了哪些政策，有助于提高第四代领导班子的信誉。”
生活成本上涨 消费税雪上加霜
星期话题
39岁的医护人员林道立就认为，我国的社会应该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接受非主流话题的阶段，应该对性别意识课题、单亲家庭课题等进行讨论。
未来城市建设也是关注点
对于年迈多病的年长者而言，不断攀 升的医药费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25岁的公务员洪融茂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年长国人，他发现政府有很多帮助人民的好政策，可以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难题，但沟通上可以加强，让更多人知道。
政治观察家伊祖丁（Mustafa Izzuddin）指出，对话会由第四代领导人发起和负责，为的是向国人展现愿意聆听的领导风格，同时透过对话分享对新加坡长期发展的计划，让国人对第四代领导人有更深层的了解，从中建立一定的关系纽带。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尔维尔星（Bilveer Singh）指出，对话会也有为下届大选铺陈的用意。他说，下届大选预计2020年或2021年举行，现在举行对话会，政府有时间就对话会产生的问题提出方案，为棘手课题“降温”。
了解年轻人想法 聆听中老龄心声
青壮年希望对话会实现包容性
第四代领导团队成员之一、贸工部长陈振声日前受访时说，即将开启的新一轮全国对话会，不会只局限于一年半载，更应起到让对话成为一种习惯的作用，加以延续。
财政部长王瑞杰近日在国会中表示将举行新一轮对话后，《联合早报》向一些年长及青壮年国人了解他们有哪些关注的课题希望拿到对话会上讨论。
发言人指出，理事会将同伙伴机构合作，“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纳入青年的心声”。“我们也会通过国家青年基金支持青年与政府合力制定应对问题的方案。”
王瑞杰上个月在国会上提出新一轮对话会时坦言，随着国家面对的挑战日趋复杂，政府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第四代领导班子将抱着“谦卑与尊重”的心聆听，并以“开放的态度”考虑所有观点，相应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向国人清晰阐明政策背后的考量。
翁磊华指出，消费税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因为随着税率提高，吃的用的费用都会涨。“打电话为慈善捐款也得另外缴付消费税，以后消费税调高了，我们捐钱时就要支付更高的费用，这样的做法反而对我们不利。”
李秀英（73岁）20多年来也因患有俗称“牛皮癣”的银屑病（psoriasis），必须每两周到全国皮肤中心做检查，并定期服药。她也表示，医生不久前建议她使用价格较贵的新药物，但由于药物没有津贴，保健储蓄经多年消耗存款有限，所以也担心接下来能否继续负担治疗费用。
陈庆文也指出，此次对话会预料讨论的课题包括政府近期经常提及的社会流动与不平等现象，以及在人口结构改变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新社会契约等。
对话会也建立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举办的“青年论坛”基础上，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同时也将面向年龄较大的国人，包括目前四五十岁的“X世代”、二战后婴儿潮、建国一代，以及各志愿组织和爱好团体等。
即将登场的全国对话会谈什么、怎么谈，以及能带来哪些实质改变，将成为国人衡量第四代领导班子能力的重要指标。
受访学者指出，频密举行对话会可能引起“对话疲劳”，使国人不再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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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庭（38岁，公务员）也说“对话会应该是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才能避免出现集体思维。”
受访青壮年国人也表示，他们希望对话 会能够实现包容性，让非主流的观点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讨论。
39岁的执行员胡明慧则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环保政策，建设一个更“绿色”的国家。
生活成本上涨，更是让各年龄层的 国人担忧。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前宣布，将在2021年至2025年之间，将消费税从目前的7％调高至9％。
我国未来的城市建设也是关注点之 一。李旭量（35岁，建筑师）认为应该仔细审视未来人们工作、生活以及休闲的方式，再以此指导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要确保对未来空间的构想能够准确地反映人们的需要，这包括陆上、空中，甚至是虚拟空间。”
“这样的讨论应成为社会运作的常态。我希望更多非政府团体，如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接下来带头发起各自领域内的对话。”
翁磊华（68岁，退休人士）担心消费税几年后增加时，生活费增加会加重退休人士的经济负担。
学者：频密对话恐出现“疲劳”
全国青年理事会受询时指出，今年4月开始“青年论坛”系列对话至今已举办了五场活动，吸引约200名年龄介于15岁到35岁的青年参与。他们讨论的课题包括种族与宗教、环境保护和成功的定义等。理事会也通过网络调查收集了约1500名青年的看法，并将根据他们提出的观点决定接下来的讨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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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话会是第四代领导班子和人民建立关系的方式之一，但不会让他们赢得领导新加坡的权利。这还得靠实际的政策、治理国家的表现，以及他们所制定的愿景能否引起共鸣、启发新加坡人。”
张秀平（78岁）因耳水不平衡，时而出现晕眩和耳鸣等症状，需定期服药控制情况。他指出，服用的药物数月前一次过调高了一半，从30元增至45元。“成药价格这几年都在涨，而且涨幅很大，所以我很担心长期的负担能力。”
医药费不断攀升
国人最关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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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2年至2013年举行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后，政府即将召开新一轮的全国对话，聆听国人的心声与建议。举办全国大型对话会，似乎已成为政府领导人直接获取民众对政策与国家发展方向看法的主要管道之一。
财政部长王瑞杰上个月在国会宣布，政府将展开新一轮的全国对话会，聆听不同年龄层与背景的新加坡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想法。
她说，其实到现在都不了解为什么要调高消费税，因此盼望政府可以在对话会上详细解释调高消费税的必要性。
他说：“我有政府津贴还勉强能负担，但是一些家境比较困难的家庭，就可能付不起了。希望国家好好地向这些家庭说明他们会得到的津贴，才不至于因为害怕医药费太高不敢看医生，耽误病情。”
本报发现，医药费及生活成本上涨问题依旧是国人最关注的课题，无论是年长或者是青壮年国人，都希望能在新一轮对话会中就这些课题进行交流。除此之外，包容性社会以及城市建设，也是青壮年国人日益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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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话协导工作的余丽芳博士则指出，“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在2013年结束，政府时隔五年再办对话会不算频密，而且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如今已步入十七八的阶段，此时举办对话会是了解他们的想法的好时机。
虽然财政部长王瑞杰尚未公布启动对话会的具体时间、讨论课题与形式等详情，但受访政治观察家指出，政府此时举办全国对话会，与第四代领导班子逐渐上位不无关系。
年轻父母也为孩子的医药费感到焦虑。许明利（37岁，销售经理）最近刚带小女儿到竹脚妇幼医院复诊，看诊费约为300元，获得政府津贴后，只需支付120元。
曾在“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期间担任协导员的她说，人们不应把新全国对话会视为“又一个全国对话”，政府加强与国人的沟通交流，也有助于推动更活跃的民间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