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认为，反对党可监督政府的政治理念已不管用，在执政党仍占据绝大部分议席的情况下，居民亲身体会到反对党能做的改变并不太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巴耶利峇分区，也是属阿裕尼集选区的居民（50岁，文字工作者）就指出，她和不少邻居都认为，既然给过工人党不只一届，而是两届当选的机会，接下来他们会投票给哪一个政党，就得从纯粹的利益角度出发，看哪个政党更能照顾居民或选民的自身利益了。
在国会里认真议事，是他不辜负把工人党送进国会的选民的一个方式。他在议事殿堂为民请命，涉猎的课题广泛，不少围绕广大的工人。
同样令一些人诟病的还有工人党无意组织替代政府，一些人戏谑地形容，工人党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不要取代执政党的反对党。
“反对党这个名词，是西方议会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我向来都不认为反对党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也不能够信口开河。政治必须是有责任感的政治，反对党应该是watch dog（监督者），不要变成mad dog（疯狗）。我认为一个政党应该走这样的路线。”
“这一套思维的成功相信对新加坡的反对党文化有所影响，至少改变人们对于反对党一定要‘很街头’的刻板印象。”
2015年，在台上的刘程强这句潮州话一出，台下一片人海的哨子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这名不愿具名的党员指出，在国会，刘程强的作风是“对事不对人”，党员多少感染了刘程强理性辩论的风格；在党内，刘程强则重视共识的建立，也尊重党内民主议事程序。
政党本来就不能要求选民去适应它的作风。这也是刘程强成功的地方，而他也能吸引到一批与他持相同看法的人，加入工人党。
—— 德里克·库尼亚博士，政治观察家
——2007年10月，在工人党庆祝创党50周年之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
刘程强谈华文与教育
对其他反对党而言，没有足够资源正是它们觉得应该结盟对抗执政党的原因。但刘程强在榜鹅东区补选群众大会上，为参选人李丽连站台时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工人党要走自己的路，避免反对党阵营落到四分五裂，拖慢新加坡的民主进程。
学者：刘程强给反对党留下可仿效的竞争模式
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海峡时报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新加坡通鉴》写道，反对党的选举命运与领导人的声誉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反对党规模相对小，只能依赖几个人的力量，“冒出头”的多半是政党集中火力“押宝”的人。这类小规模政党也缺乏资源去考究政党应秉持的意识形态或坚持的政策课题，以致人们只能从核心人物来更了解政党的方方面面。
工人党这个本地老牌政党上星期天顺利完成领导交接。关注该党的人马上就注意到，与刘程强早年鲜明的“愤怒青年”形象相比，刚当上秘书长的41岁律师毕丹星更多给人一种新时代白领阶层的感觉。
前官委议员楚其菲（Zulkifli Baharudin）认为，工人党仍在发展初期，市镇会管理能力仍待观察，再加上暂没有成为替代政府的抱负，现在来衡量刘程强对我国反对党生态的影响，还言之过早。
刘程强1991年从中峇鲁集选区“单飞”到潮州人居多的后港区竞选时，在最后一场群众大会上，有人在他演讲时从台下递了张小纸条给他，他当场以潮语念出，全场马上掌声雷动。他曾说：“从那时起，潮州话就成为我跟后港人之间深刻的缘分。”
工人党这个本地老牌政党上星期天顺利完成领导交接。关注该党的人马上就注意到，与刘程强早年鲜明的“愤怒青年”形象相比，刚当上秘书长的41岁律师毕丹星更多给人一种新时代白领阶层的感觉。
“良好政治不该只是有好的政策，以及确保国会不陷入僵局，这是非常狭隘、技术官僚式的看法。良好政治应当是建立一个能承受突变和震荡，包括经得起执政党意外倒台和逐渐腐败的政治制度，确保人民团结一心，国家能继续生存……首先我们的政治应当具包容性。国家利益的定义应获全民共识，而且论述不应由执政党形成和垄断。”
不过，受访学者也指出，与其这时候去问“刘式”作风对本地反对党政治有何整体影响，更关键的是，任何反对党下来都要意识到，它们所采用的“竞争模式”最终仍必须获得选民认可；刘程强正是认识到这点，才能在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里，找到突破口。
“道不同不相为谋” 工人党走自己的路
但刘程强当时从容回应说：“我们在重要课题上说明立场，而且针对我们觉得对的政策，并没有（为反对而）提出反对，难道这还不够吗？”
——2004年11月，辩论华文教学改革，对先认字后学写字及小六离校考试不重书写的做法提出质疑。
随着工人党易帅，“潮州怒汉”的政治理念是否能超越刘程强的个人魅力，在党内甚至在整个本地反对党生态圈里获得延续，答案不只是落在工人党，就如有学者说，还取决于包括选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会希望新加坡有怎样的政党与政治文化。
库尼亚认为，选民的政治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至少希望看到有政党走更极端路线，争取完全取代行动党执政的选民，只会占少数。
刘程强谈反对党的角色
其他反对党不时批评工人党保守、走中间路线、改变进程缓慢，也不愿触碰同性恋、种族与宗教等敏感课题。李显龙总理在上述的辩论中也说：“你们的立场不应是与行动党一样和只稍微好一点，那表示你们没有立场。无论行动党的立场是什么，只要说叫他们做得更好，那太容易了，我也做得到。”
刘程强曾回应指出，应让民众“至少知道”该党对新加坡发展和未来的重要愿景，不能老谈“牛油与面包”。
更何况工人党理念与其他在野党不同。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接受本报询问时说，我国目前处在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键阶段，“旧时代的政治不可持续”，国家必须更果敢地朝政治开放与民主问责的目标迈进。
刘程强“还礼”回应，感谢总理看到工人党在选举的战斗力，并表示寻求人民的委托进入国会，目的是监督政府。“我们诚实并真诚地履行义务，没有把这个地方变成剧场。……我们在选举时也非常理智，并非无凭无据，或在知道自己会被告的情况下对行动党做出指控。”
这“怒汉”坚持的理性、不走极端、不为反对而反对的党风，并非都受认同。
刘式带怒的潮州话在大选群众大会上，很能引起共鸣。连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都知道刘程强有“潮州怒汉”的别称，收录在关于他的档案介绍里。
——2016年1月28日，参与国会政府施政方针辩论。
有选民也建议，工人党应“保持低调做好事”。刘汉明（33岁，经理）说：“如果他们（工人党）不能处理好市镇会财务问题和党员之间的分歧，还谈什么较量？”
然而，刘程强本身却似乎对工人党打下的基础，就会一定程度形塑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方向，有所保留。《新加坡通鉴》（Singapore Chronicles）曾引述他的话说，本地政治的发展方向仍要多一两届选举后才能确立下来。
一名曾与刘程强共事的工人党年轻党员受访时，也认为2011年大选工人党采取的战略，是“刘式理性政治”各层面的最大体现。那次大选也让选民看到，工人党是个有组织、重视领导更新的反对党。
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过去在国会里也是理性论政，获得朝野认可。詹时中夫人、人民党主席罗文丽代詹时中答复《联合早报》关于我国反对党文化和景观时指出，詹时中在1985年于国会发表言论时，就强调反对党不论政治理念，必须忠于国家，并推动建设性政治。
有一名前装修工人，为自己的低学历而仍能成为工人党干部感到自豪，也因此奋力效忠刘程强和工人党。
“我忍它很久了！”
那是全国选举期间，时任工人党党魁的刘程强在“娘家”——后港举行的工人党首场群众大会压轴上场时的盛况，他先是表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过去四年做出不少改变，为人民带来好处，接着语锋一转，申诉过去四年来工人党在市镇理事会管理上，受尽执政党“诸多为难”。
他说：“政党本来就不能要求选民去适应它的作风。这也是刘程强成功的地方，而他也能吸引到一批与他持相同看法的人，加入工人党。”
“选民的一个考量是，选择执政党或在野党，是否会影响区内的房地产价格，尤其是我所居住的高文一带，还有空地可供发展。”
不过，对于务实的国人，一个政党的表现是否“达标”，很大程度仍取决于它在基层的工作表现。
如果说惹耶勒南时代的工人党曾因“为反对而反对”走进死胡同，刘程强则凭着他对温和及理性政治的坚持，留给新加坡的反对党一个可以仿效的竞争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活路。
本以为他要提起工人党的市镇会财务风波，但他却说：“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工人党管理的区，不如行动党干净，但他们（工人党）人不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的问题在于全体新加坡人民都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上了同一部车，只能依赖一个司机导航和驾驶，任由他主导方向。新加坡人因此应该开始寻找有潜能的副驾驶，给予他适当的培训与支持，让他有朝一日也能负起副驾驶的责任。”
一些人也因此不禁会问：这个铁锤党的新一批领导班子里，还能否看到刘程强的影子？刘程强担任秘书长17年，又如何影响本地政治景观？
《与新加坡同行》引述刘程强的话说，2011年“分水岭”大选（赢得阿裕尼集选区）过后，特别是工人党又在两场补选中胜出，新加坡人对它有很高的期望。“我不认为工人党实际上可达到这期望。那是个泡沫。泡沫破灭时，问题就浮出台面。”
他坦言不是很懂政治，但认为在野党的角色原本就是监督和制衡执政党，“只要做好这块就够了，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
刘程强的接班人、工人党新任秘书长毕丹星去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也同意工人党未有能力组织替代政府，下届大选也仍不可能有足够候选人挑战每个议席。
2014年5月28日，刘程强与李显龙总理在国会上针对“建设性政治”展开10多分钟的激烈辩论。当时，李总理指出，“工人党向来在国会上非常讲理，甚至是低调，但一到大选就变成老虎和英雄。”
“我想，任何政党的终极目标都是要成为替代政府，刘程强用了17年才奠定好党的基础，要真的替代政府，大概还需要另外15到20年吧。”
一些人也因此不禁会问：这个铁锤党的新一批领导班子里，还能否看到刘程强的影子？刘程强担任秘书长17年，又如何影响本地政治景观？
选民想看到怎样的反对党？
但在阿裕尼集选区之外，受访的年轻选民仍普遍接受工人党在2011大选中所提出的只当“副驾驶”的论述，并表示不希望我国出现会分裂社会的恶性政党政治竞争。
他表示“如果反对党能够团结，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政党”，也说见证了反对党的兴衰，促使他决定工人党要走自己的路。
- 2003年8月，刘程强在国会上说：“政府过去强调‘劳资政三赢’，经济萧条时，工人成为最大牺牲品，变成独输者。”
- 2010年3月，他在呼吁政府承担提高低薪工人的薪金时提醒政府，新加坡工人以他们的“黄金年华”推进经济，“在政府为外籍员工敞开大门以持续满足对高国内生产总值的胃口前，他们以血汗和泪水为建国做出贡献。”
在纪念工人党创党60周年的《与新加坡同行》（Walking with Singapore）一书里，刘程强重提在2013年榜鹅东区补选工人党获胜后的讲话表示，工人党还是处在“问政阶段”，无法也不想做替代政府，他呼吁大家冷静解读榜鹅东补选结果，不把它视为今后的必然趋势。
“选民希望看到的是像刘程强这样，既能在国会上无所畏惧发言，又能在选区内认真努力做事的人。”
建筑师陈政康（28岁）说：“我认为工人党的‘副驾驶论’是很实际的，行动党资源充足，任何在野党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取而代之。工人党现阶段要做的是专注于吸引更多人才和制定替代政策，但同时不要放弃成为替代政府的抱负。”
“刘式”政治理念 引两极化反应
她说：“不论新加坡未来政治景观如何，这些都是每个政党应坚守的标准。”
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人党年轻党员也说：“一些人会给工人党冠上‘PAP 2.0’的标签，而这些人这么说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但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赞美，代表刘式的理性政治受到了认可，他建立的政党也是有结构有组织的。”
刘程强谈良好政治
工人党新任组织秘书陈立峰认为，不论是社会地位、成就或声望，刘程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超越了“潮州怒汉”称号的含义。朝野也都清楚看到他要建立的，不是谩骂式的反对党。
然而，工人党在近几届的大选中推出的新人，都是学历高的PMET（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竞选标语（如“第一世界国会”）也反映更长远的愿景，让一些人担心工人党也走精英路线，偏离了群众与民生课题。
长期研究工人党发展进程的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说，刘程强掌舵的这段期间，凸显的更多是一个政党如何去适应选民的要求。例如，在刘程强的领导下，工人党被摆在政治地心引力最强的地方，也因此争取到中间路线选民。
——2011年4月28日，工人党首场竞选群众大会。
65岁的刘秉定一边喝着咖啡乌，一边不疾不緩地回答记者的问题。家住勿洛水池路一带的他，七年前因工人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成为了刘程强的居民。
“一些华校生对华文程度下降感到痛心不是感情包袱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要下一代的新加坡华人，成为怎样的新加坡人？是变成香蕉人，还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新加坡人？这不是感情问题，是理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惜一切社会成本，不顾政策对人文文化的破坏，不在经济发展和人文建设上寻求一个平衡，那是短视和危险的。”
2011年全国大选，工人党攻下阿裕尼集选区，被视为是新加坡反对党的重要里程碑。库尼亚分析说，要谈刘程强立下的标杆，应聚焦事实，即身为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在短时间内，曾带领该党，成功让国会同一时候有六名当选的工人党代议士；这相对于惹耶勒南时代，是一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