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团队群策群力，不计得失。他们都有编写经验，其中几位还是知名作家。
首先，必须熟读《课程标准》，确保每单元的课文主题符合规定；继而研读《字表》，避免课文用字超出范围。课文要灌输价值观，也要有趣味性；遣词用句得有文采，也得照顾学生的程度，这些都得时刻关注。课文写好了，就设计作业，再编制教师手册，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一轮又一轮的修改，过程极端繁琐，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学院讲师大都学有专长，授课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讲师是苏启祯，他以其著作《学习心理与教师》为教材，讲课重视理论与实例。配合书中许多关于心理的科学试验，苏讲师以生动的语言与简明的图表进一步阐释，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
1988年，我加入课程规划署，直到退休。最初10年当视学，协助评估中小学华文科的教学，之后受委领导一个小组，编写小学华文教材。在我所有的工作中，编写教材最具挑战性。
生活忙碌，两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成为合格教师时，我已转去尚志中学。学校位于东海岸上段，附近还有一些渔村和菜园，学生之中有不少是渔民与农民的子弟。这些学生最淳朴，对教师最有礼貌，也最懂得珍惜学习的时光。
除了华文、中华文学，我也教“理解与写作”。理解与写作课程范围广，加上没有固定教科书，备课最困难。几经思量，我采用作家叶钟铃编写的教材，并大量使用报章资料，上课以讲述为主，讨论为辅。黄埔学生程度高，上课经常发问，问题牵涉面广，准备不足，实在难以应付。为此，我读了不少书。教学相长，学生满意，我也受益。
1976年，学校欢庆15周年，我躬逢其盛，并为纪念特刊撰写《校史》一文，深感荣幸。
看他们个个高头大马，皮肤黝黑，或许爱好运动。我灵机一动，在讲课时偶尔穿插一些运动新闻与运动家的介绍。此举果然奏效，学生注意力渐渐集中。更令人兴奋的是，学生爱提问，也愿意发表意见。记得苏启祯讲师前来视察时，还对学生的表现赞了几句。
伟大诗人陶渊明《饮酒·幽兰生前庭》如此赞美兰花，说它“含熏待清风”，意思是说兰花幽香内蕴，只要清风一来，就会满园芬芳。我想，以它来比喻华文教学，也颇为合适。
1972年，有感学识不足，我申请停薪留职，报读南大中文系。毕业后，转任黄埔中学。
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时常接触华文教师，他们谆谆善诱，孜孜不倦，令人敬佩。1980年代教育制度大调整后，华文落为单科，面对着好多程度日益低落与不爱学习的学生，华文教师依然克尽厥职，任劳任怨，期盼力挽狂澜。
职中与农渔民子弟
1978年末，我被调去教育部考试组，负责小三华文科试题库的编制，并协助设计与审阅小六、O水准与A水准的华文试卷。初次接触这类机密工作，难免战战兢兢，压力也特别大。有时，为了一道客观选择题的几个选项，得思考琢磨老半天。那时，华文试题还是手写的，付印之前，得校对无数遍，确保没有错字。
黄埔中学是本地著名华校之一，园地大，学生多，学习风气鼎盛。
至于中华文学，学生不排斥背诵简短的诗词，对著名作家的轶闻以及相关小故事尤感兴趣。我的教学日子快乐而满足。
高中生的课程是两年制，半天受训，半天实习。我是文科生，主修华文、历史、美术与音乐教学法，兼修教育心理学、语音学、公民教育与视听教育等。
我实习的学校是务本职业中学，学生都是小六会考成绩不佳者。他们只喜欢金工、木工与工艺制图等科目，对我的华文课不感兴趣，上课时不是哈欠连连就是不停说话。
期间，有缘结识两位备受敬重的元老：陈伟彬与丘友元。他们一度因人事调动而离开考试组，但继承者经验不足无法胜任，高层只得商请他们回来。与他们共事真愉快，也可学习评鉴与试题分析技巧，这对我日后在课本审查组任职有极大的裨益。
从考试组到课程规划署
理解与写作难备课
我教华文与中华文学。学生华文水平良好，作文写得通顺畅达，有几位相当突出，可惜他们后来都没从事文艺创作。
1968年5月，我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开始教与学的生涯。
今天，学习大环境改变了。在教育部、学校、家长、本地报章与民间团体的合作与努力下，学生学习华文的态度明显改善，只是程度还有待提高。看来，久违的清风终于吹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