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噶喇吧、三宝陇、实力、马辰、○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朥、丁家卢、宿雾、苏禄、柬浦、安南、吕宋诸国”
现场目击记录
有意思的是，本地许多生活习俗，甚至街道地名，很可能和这些早年南来的中国帆船有关。
“他们的航程，是顺着季候风航行，一路沿岸穿越中国海（按：芬理逊用的字眼是China sea，不是后来的南中国海），并根据他们习惯的计算法，在10天或12天后到达目的地。他们一年一度穿越中国海（按：应指来回），过后就停航修整，等待下次季候风。船主经常会随船出航，但未必亲自驾驶，另有专人负责，船员对船上的货物会有股份。”
清朝文献记录
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这种成就，肯定不是仅仅20个月时间所能做到的。”
此外，船上负责操控桅帆的技术人员，正式职务称为“亚班”，该书卷十五风俗记又记录此人经常被俗称为“斗手”（原文：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亚班）；在海外，民间迄今仍把技术最资深的师傅称为“头手”，闽语斗与头发音相近，或许也是一种移民“海上记忆”的讹变。
据彭松涛访问另一位当年74岁的祥芝乡长者蔡维嶽称，他的叔祖是在天福宫建后第三年（应为1843年左右）驾船来新；他还说早年其乡内还有一位外号“鸦片浮”的著名舵工蔡浮伯，曾驾驶帆船来往泉州与新加坡多达二三十趟。
事实上，在这场风波发生将近一年之前，1820年3月31日，驻扎官法夸尔上校就曾在致莱佛士的信件中写道：“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20艘大帆船，其中三艘是来自中国，两艘来自交趾支那（越南旧称），其余来自暹罗，还停泊有其他船只，而且有货船和双桅船……”
中国帆船南洋风
因为1819年莱佛士与代表苏丹的天猛公所订协定，只是设立贸易站，莱佛士等人却对外声称是自由港（事实上，新加坡要到1823年1月才正式成为自由港），所以这次风波是苏丹官员方面有理。
这些历史记忆里的印记，点点滴滴，都带着海洋味道，是本地历史与生活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有没有人在意，都有着自己在时间里的位置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厦门志》清楚说明：“洋船，即商船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从新加坡开埠后保留的当时画作及照片中，可以见到停泊在新加坡海面上的厦门帆船，就是这种三桅的中国洋船。”
法夸尔或芬理逊的记录，都是新加坡开埠前后的现场见证；约在同时出版的一份清朝地方志书《厦门志》，也记录了早在莱佛士之前，中国帆船就已经常来到新加坡经商。
五、“厦门洋船出口，在腊尽春初，乘北风南下；明年秋初，乘南风回棹。”
有意思的是，《厦门志》所用的一些名词，如把外国船称为“番船”，中国出海渡洋贸易的帆船则称为“洋船”，承办“洋船贩洋”的机构则称为“洋行”，并记载在嘉庆元年（1796年），厦门就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
法夸尔的信札，清楚承认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中国帆船及其他东南亚各地船只，已经常在新加坡海面出入。
黄渊捷老人称，据他所知，最早驾驶泉州帆船南来新加坡的是晋江石狮祥芝乡人，其次是深沪乡人，再来是东石和石菌乡人。他驾驶的帆船，船东为东石乡人蔡玉记，当时拥有五艘帆船川行泉厦和本地。1916年黄老父亲驾驶蔡家第一艘“金瑞庆”号帆船南来，在南沙群岛触礁；1917年父子一起驾驶第二艘“新泰兴”号成功南来。
四、“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此外，本地的直落亚逸街，早年为中国帆船停泊与移民登陆的主要地点，街名俗称“源顺街”，据传来自当年街上最著名的猪仔馆“源顺号”。所谓猪仔馆，本地民间称为“估俚间”（闽语，音近“苦力”），是早年同乡船员与苦力的宿舍及行业商号。
此时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1月，已过两年时间，期间不可能没有中国帆船来过新加坡。
因此，宋旺相所写这艘所谓 “从厦门来的第一艘帆船”，是指这一年度最早来到本地的第一艘帆船，而非开埠后最早到来的中国船。
芬理逊所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为1821年1月20日至2月25日，约一个月，恰好就在上述那场风波发生期间。
在法夸尔写这封信约一年后，就发生上述那场中国帆船被扣押的送礼风波。
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里写的这句话，经常为人所引用，成为中国帆船最早来到本地的记录，甚至还被认为是华人移民来到本地的开始。
宋旺相书中的这句话，主要是为了记录这艘船到来时引起的风波，因该船的掌舵听英国人说本地已成为自由港，对各国来往船只一律免征关税，便未依惯例向苏丹的官员送礼，结果人货均被扣留。
更有意思的是，据老船长黄渊捷称，当年泉州厦门南来的远洋帆船，民间称为“乌槽”（闽语）；他说早年晋江人南来后，也在本地自造出海帆船和大型舯舡，川行南洋各地载货，并称“在汽船未发达前，整个梧槽河口，皆为晋江人与惠安人所驾驶的帆船型舯舡”。
约在同时出版的《厦门志》，也记录早在莱佛士之前，中国帆船已经常来到新加坡经商。
该书内关于每艘洋船的职务与人数规定，还列明船上需有“香工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这点亦证实前引芬理逊对船船尾楼房设有神龛的“目击记录”，亦说明神龛都是有专人负责的。
他还观察到，“在船尾楼某处，常设有小神龛，有金银纸及几尊陶瓷或木雕神像，都是保护神”。
一、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雍正五年，总督高其倬奏开南洋，议准允行，厦门始有贩洋之船。又奉准商民整发往夷贸易，设立洋行经理。
记录中的“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更说明在此之前中国帆船南来早为常态，所以才须要明令“禁止。”
前述当年福建晋江“船王”蔡亚龙的商号就是“源顺”，业务遍布新加坡等海外各地，台湾新竹早年就有一条源顺街，本地直落亚逸街上的这家源顺号，或许就是蔡家经营的分行。
例如《厦门志》记录的每艘洋船的职务与人数规定，其中有“每船船主一名；财副一名，司货物钱财，……总铺一名，司火食。”
英国官员的记录，现场见证了新加坡开埠前后，中国帆船来过新加坡。
在该书卷五的船政篇，及卷十五风俗篇，关于下南洋的贸易船，记载如下：
他在日记中写道：
1821年2月，从厦门来的第一艘帆船抵达新加坡。
重要的是，该船的掌舵未循惯例向苏丹送礼，说明在此之前，早有中国帆船来过本地，船主们都应该知道这项“惯例”。
《厦门志》成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撰写年份更早于此），由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凯总纂，共16卷，以官方角度，详细记载闽南厦门一带的政军民情风俗，书中保存丰富的海外贸易资料。
他还说，当年祥芝乡最著名的船东是“船王”蔡亚龙，蔡家拥有多艘远洋帆船，在百年前为航行东海与南洋最大规模的船队之一，其商号为“源顺”，行业遍布日本、台湾、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为地方富豪。
执笔人是著名的英国自然学家芬理逊（Dr George Finlayson），他是一名苏格兰籍军医，当时他正随一个英国代表团前往今天的泰国和越南访问，并于回程中染病去世。他的旅行日记后来发表，题为《1821-2年赴暹罗与交趾支那首都顺化代表团》（The mission to Siam and Hue, the capital of Cochin China, in the years 1821-2），莱佛士还为该书写序。
鸦片战争后，随西方势力进入，主客移位，本为中国专用的洋船与洋行，反而变身为代表西方船只与商行的专有名词。
上述记录中的“实力”，就是新加坡古名石叻（Silat）的音译，说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厦门帆船已经是新加坡海港的常客。
1978年，老报人故彭松涛曾访问一位1917年亲自驾驶帆船来新加坡的老船长黄渊捷，据这位当年已84岁高龄的老先生说，早年厦门出海的帆船，其实都是泉州帆船，因为厦门没有远洋帆船（文见1978年《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
有一份历史文献，记录这场风波发生前后，当时在新加坡海港里的中国帆船情况，可说是难得的“现场目击记录”。
这些中国洋行，后来因为“奸商私用商船为洋驳（较洋船为小）”，以“避洋税，以致洋船失利、洋行消乏，关课渐绌。至嘉庆十八年，仅存和合成洋行一家”，后来也就全部倒闭。
在本地及南洋各地华人社会，人们向来都把一家公司里管理财务与货物者，以闽语称为“财副”，厨师称为“总铺”，这些称谓和当年厦门的洋船上职务名称一样，显然是早年渡海移民将此一独特的“海上记忆”带入生活的结果。
缤纷史探
关于“梧槽”地名的来历，向来没人能说得清楚，由于“梧槽”与“乌槽”闽语发音相近（Goh Chor 和 Oo Chor），加上早年河口为乌槽船只的聚集地，不知是否为当地与该河流得名的由来？
二、“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厦门洋船出口，在腊尽春初，乘北风南下；明年秋初，乘南风回棹。”
“我们在当地期间，到访新加坡的帆船，有来自广东、厦门、交趾支那，和其他东边诸岛，大型帆船每艘运载约两三千吨重的货物。”
难得的口述史料
显然他还曾亲自登上港内的中国帆船参观，并记录说：“他们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任何描述船上生活的书籍，更没有书写的文件指示他们所经的航线 。他们甚至没有确定航行的方法，也似乎没有保存任何航海的记录。他们有一个粗陋的罗盘，装在木架上，上面分为24度，他们似乎也不太依据它。这也许是他们船上唯一的航海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