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在瘟疫肆虐时，许多人追读《方方日记》。梁文道说，《方方日记》的情况是非常时期被凸显出来的问题，但作家在面簿、微信公众号上连载作品已经有一段日子，并非开始于今日，有许多作家将每天写的新作贴在博客或面簿上，可能是虚构的小说，也可能是非虚构的连载如《方方日记》。他认为，如果曹雪芹活到今天，每天在面簿上连载他的小说，可能就不会产生《红楼梦》，因为作品每天在网络上连载，作家每天接收到读者不同的反应，作品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梁文道在讲座中说，冠病疫情改变太多太多的事，连中文的使用也改变，过去我们都说“瘟疫”，但几个月前他开始发现，在不同国家的华人世界，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说“疫情”而不是“瘟疫”，“疫情”成了新的名词。

《十日谈》以这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为背景，组织故事框架，写十名青年贵族男女因为黑死病，躲到荒郊野外的别墅避难，每天讲述故事过日子。

梁文道说，《方方日记》的命运很特别，方方开始写日记时，整个中国网络上的舆论跟现在很不一样，当时很多人都很愤怒，不满武汉及湖北政府对疫情的隐瞒，也有很多人对疫情做出追问，当时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鼓励和赞赏的，觉得她写出大家的心情。但后来情况有了改变，中国的疫情受到控制，也因为接受环境的不同，再加上传出《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人们开始攻击方方，包括她原来的读者。

疫情下读书

他也说，在灾难面前，也有些作家的运气实在太好，好到连他们自己都内疚，例如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他也是化学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及幸存者，普里莫·莱维运气好，在集中营里幸运的活下来，而且他忆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在他生前就出版。

他提起英国作家丹尼尔·比尔借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研究著作《死屋》，这是一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学术作品，他看了如醉如痴，从这本书中看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以及流放过程中的残酷性，也叫人看到流放制度对人的伤害，对家庭的伤害是如此之深，那是我们难于想象的，太恐怖的事情。令人感动的是，书中讲述的流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知识分子，即便在西伯利亚这样的环境，还是不断在思考人的未来。

梁文道说，《方方日记》告诉我们，如果每天在网络地盘连载新作，接收到的读者每一天的反应是多么的不可靠，像《方方日记》，只不过两个月的时间，读者却能变心。

记忆与文学

《方方日记》的启发

阎连科说，疫情开始之初，他的确有写作的想法，他一边读书，一边看中央电视台，一边思考，然后想一点，写一点，第一篇文章《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发表时就引起反响，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因这篇文章发起要在疫情结束后建第一个冠病纪念馆，那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就是提醒西方建纪念馆。但文章写到第三四篇时，情况开始复杂起来，《在如此交杂、倒错的天地间》一文在日本的东北新闻报刊登出来的时候，日本记者在文章的边上写了手记，传回中国后，网民以讹传讹，引起许多网民的强烈不满。

梁文道也举犹太大屠杀著名的受害者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这本日记是少女安妮躲藏在德国占领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密室里写下的，记录安妮的生活和情感。梁文道说，安妮写日记的时候，绝对不会知道她自己会活到什么时候，她后来不幸被纳粹抓走，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所幸安妮日记后来被发现并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被发现，这本日记也就不见天日。梁文道说，从来没有人会指责“安妮日记”不完整，而是肯定它为历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他认为，每一种书和每一个读者的相遇，是命运的偶然安排，是灵魂的相遇，也是命运的相遇，无意间相遇了自己喜欢的书。

阎连科也提到，在这个时候读那些“极度痛苦的书”会有更好的体验，他举出20世纪重要作家，也即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是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却写得那么好。他说，“一个类型的人一定看一个类型的书”，只要是读书，没有哪一本书比哪一本好，就是要相遇自己喜欢的书，看像《死屋》这样的书却是有价值的。

新加坡书展线上周记于上星期日（24日）邀得中国大陆作家阎连科、香港“职业读书人”梁文道，在线上以“疫情对文学创作的冲击”为主题发表看法。主持人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

过去作家写书，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长时间线的反应，甚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些习惯在面簿上，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太习惯追求即时效果。梁文道问：在长时间线和短时间线的反应之间，在这样宽阔的空间，我们该注意什么？该把焦点放在哪一条线上？

新加坡书展线上周记于上星期日邀得中国大陆作家阎连科、香港“职业读书人”梁文道，在线上以“疫情对文学创作的冲击”为主题发表看法。阎连科说，这个时候读那些“极度痛苦的书”，会有更好的体验。不过，只要是读书，没有哪一本书比哪一本好，就是要相遇自己喜欢的书，梁文道则说，作家能否记录下所记之事，也跟运气相关，至少要能够活下来。

疫情期间的文章

他说，许多人预言，这次瘟疫之后世界会完全不同，例如全球将会有更大的政治分裂，极左与极右的斗争，迎来新的冷战或热战，全球化有可能会终结，贫富差距更大，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结果，造成的民粹主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因疫情而起，而是本来就存在。中国政治的走向不是始自今日，美国的政治分裂也已有十年，这些本来就存在的问题，遇到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这一次的冠病疫情，它点燃及加速本来就有的趋势，凝聚成风暴。

他说：“日本记者写的手记，内容不是我说的，我的文章没有这些话。”他自嘲“是个特别懦弱的人”，没有勇气像方方一样，可以一篇接一篇的写，而是保持沉默，并因此中断写作计划。

阎连科说，对于一些人来说，疫情期间是非常好的读书时期，可以安心读过去没有时间读的各种名著和经典。但对于一些写作者来说，这时候读书是痛苦加痛苦的事，因为必须一边阅读，一边去思考很多事情，同时作家一般上会读一些较特殊的书，也就会有较特殊的思考，但越思考也就越痛苦。

梁文道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一本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经典之作，但它有异于一般好莱坞电影所描述的情形，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和记忆，让我们知道集中营的故事并非“非黑即白”，并不是所有纳粹军官都是坏的，所有集中营的受害人都是好的；相反的，受害者并不一定单纯，他们有些成了纳粹的帮凶，那些无法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可能不够聪明，不够积极，聪明的人排队拿面包的时候会拿大一点的，舀汤的时候会偷偷拿多一点，以便第二天不会饿死。但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终生无法摆脱在奥斯维辛的那段经历，他一直有一种内疚感，他后来选择自杀，在自家楼上坠楼身亡。

讲座开始前，李慧玲先提起阎连科在疫情期间，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三篇文章，包括《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疫劫之下：无力、无助和无奈的文学》及《在如此交杂、倒错的天地间》。

文学与运气

疫情蔓延的年代，梁文道提到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一文提及的记忆之重要，要做个有记性的人。但记性是否恒久？是谁记下这些事情？谁的记忆？如果各方各面都写日记，那记忆会较可靠，他也提到记忆应该怎样处理，写作者应该如何处理记忆，因为记忆并不客观，也不准确、不全面，同时记忆还牵涉到想象力，记录是想象力和记忆的组合。同时，作为一个作家，能否记录下所记之事，也跟运气相关，至少要能够活下来。

关于灾难与记录，梁文道提到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及他的《十日谈》。1347年左右，薄伽丘居住的城市佛罗伦萨发生一场大瘟疫，那场黑死病使佛罗伦萨四分三的人口不见，薄伽丘有幸成为活下来的四分一，才有流传至今的《十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