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培芳决定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并不是要“重新销售悲情，放不下当年悲怆的情意结”。她说，出版这本《远去的硝烟》的目的，是“希望人们吸取历史教训，拒绝重蹈覆辙，不要再做愚蠢的事”。其实，她也不只是将旧作重新整理而已，而是在每一章中附上一篇深具温故知新意义的夹叙夹议“后记”。在这些新近完成的作品中，她除了忆述当年的心路历程，也以今日的眼光回顾那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采访经历，并对柬埔寨这些年来的发展作出评述，对它的最新局势和前景表达了她的深切关注和期盼。
俱往矣，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南洋大学的弦歌风华！但硝烟虽已远去，尘埃也已落定，历史的印记却永远留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南半岛是个风起云涌的火红年代，烽烟四起，战乱频仍。1975年，持续二十多载的越战甫结束，柬埔寨的战火随即燃起。先是红高棉攻入金边，夺取政权，施行暴政，展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柬越边境冲突不断，给予越南一个侵略的借口，在1978年尾挥军越境，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了柬埔寨，兵临泰国边境，对其他半岛国家虎视眈眈。越南赤裸裸的侵略行为震惊了包括中美等大国的国际社会，更警醒了在越军压境下危如累卵的亚细安国家。各国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支持柬埔寨各股抵抗势力对受到苏联撑腰的越南进行武装斗争，一方面联合展开外交行动，极力阻止越南扶持的柬埔寨傀儡政权受到国际承认。
她从前线发回来的通讯稿并不是拼凑资料平铺直叙的急就章，而是一篇篇文字生动，描述深刻，融合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于一体的行云流水般的报告文学。这些特稿在理性中交织着她特有的丰富感性，深具内涵，个性鲜明，充分反映了她的正义立场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文章中，她愤慨地对侵略者和杀人魔进行了无情的鞑伐，对在万般困难中艰苦作战的非共抗越力量给予表扬，对遭到残酷迫害受尽折磨的万千难民则寄以无限的同情，献上最赤忱的怜悯和衷心的祝愿，而且毫无掩饰地为他们洒下热泪。身为女性记者，培芳细腻感人的笔触在这些文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感动了无数读者。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培芳身为一位值得母校骄傲的南大女儿，义正词严为维护具有图腾意义的南大牌坊发声，要求还历史以真实，不只是出于对英年早逝的母校的痛惜深爱，也是基于对历史的尊重，拒绝遗忘历史。
第一次听到刘培芳的名字是在1969年，南洋大学，那是个让人无限缅怀的峥嵘岁月，在那座多少学子游人向往的塞外学府。那年我进入南大政府与行政学系，培芳是我的学姐，长得漂亮，成绩又好，是备受瞩目的气质型才女，知名度还传到系外，自然成为我们这些后辈景仰的人物。可惜当年我们只是相知，谈不上相识，与她的真正交集是在多年后的职场上，有幸成为她的同事。
历史的印记永存
南洋大学的关闭是新加坡历史一道难以磨灭的贴骨伤痕。一所完全靠如今已回魂乏术的民间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建立起来，在传奇中诞生、在磨难中成长的巍巍学府，骤然间灰飞烟灭！这不只是南大人之痛，也是社会大众之伤。
培芳将这些凝着血泪的珍贵采访材料，翔实地为身处和平福地的新加坡读者做了大量的第一手报道，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巨大的反响。在当时那种奔波匆忙的采访环境中和落后的通讯条件下仓促赶稿发稿，应付截稿时间，没有够硬的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肯定是无法胜任的，但培芳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因此，以她的一部分前线通讯稿汇集成的《柬泰边境去来》，在1984年获得“金狮奖”全国文艺创作比赛的报告文学奖，是实至名归的。这个殊荣是对培芳锲而不舍紧跟柬埔寨局势发展的努力的一个重要肯定，也是她记者生涯中光辉的一页。但对她来说，最大的回报应该是多年之后还不断收到“纷纷扬扬如雪片般飞来的难民朋友的信函”了！培芳不是以超然的旁观者身份对待她的“采访对象”，而是超越记者的本分，发扬人性光辉，无私地帮助他们与外界联系，找寻魂牵梦萦的亲人，成为他们的“患难之交”。这种道义精神赢得了他们发自心底的尊敬和感激，历久不衰，这是一种更大的肯定，培芳说她今天重读这些信“眼里犹含着泪”，让人感同身受。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正如她自己说的：“因为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我必须留住这段难忘的历史。”是的，这个“勿忘历史”的主题，贯穿着培芳整本书，不只在占大部分篇幅的第一辑《悲情柬埔寨》中表露无遗，在第二辑的《关爱小岛国》的几篇文章中也是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评述南洋大学牌坊变化的《还历史以真实》一文中。
新闻生涯最耀眼的亮点
培芳决定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并不是要“重新销售悲情，放不下当年悲怆的情意结”。她说，出版这本《远去的硝烟》的目的，是“希望人们吸取历史教训，拒绝重蹈覆辙，不要再做愚蠢的事”。
但培芳新闻生涯中最耀眼的亮点，无疑是她在旷日持久的柬埔寨冲突采访前线上取得的辉煌战果了。
培芳1971年从南大毕业后就加入《南洋商报》，我迟她两年毕业，接着服了两年半兵役，还在一家公司待了一年后才加入《星洲日报》，因此，在新闻事业上，我又成为晚她好几年的后辈。直到南洋和星洲在1983年合并成为《联合早报》，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时，我还是个出道不久的新手，她却已是一位杰出的资深记者，自然又成为我这个后辈景仰的同行了。
亚细安门口爆发如此重大的冲突，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新加坡又在反越外交战中扮演积极角色，危难当前，负责政治外交新闻专线的培芳自然责无旁贷，立刻接下任务，身先士卒，投入这场艰巨的采访战斗中。亚细安外长1979年6月在峇厘会议上向越南集体发难，打响了联合对越外交战的第一炮，也掀开了培芳采访柬埔寨冲突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十数年间，她的身影除了出现在国内外的各个外交场合，还多次前往处在越军威胁最前线的泰国和柬泰边界，足迹遍及边境上一些离战火不远的难民营，甚至曾冒险进入柬埔寨境内的一个抗越势力总部。在多次的采访经历中，她听到了炮声在头上呼啸而过，见证了困难重重的外交斡旋和政治谈判，目睹了痛失亲人劫后余生的无数难民的悲惨和彷徨，和他们做了深入的访谈，甚至协助他们联系流落海外生死不明的亲人。
林任君
的确，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培芳就已负责采访政治、外交等重头新闻，除了因为是科班出身之外，她的突出表现和亮丽形象也肯定是报馆委以重任的原因。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于她的知识面广，对文学有兴趣，在政治外交之外，也游刃有余地兼跑学术及艺文新闻，而且同样胜任愉快，既累积了经验也建立了人脉，为日后主持《早报周刊》《文艺城》等副刊版位的编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得心应手地发挥她另一个心仪的专长。她还因此结识了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的中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翻译家萧乾，受他赏识，赞她为“脑子灵，笔下快，十分干练的好记者”，并在1984年为她的一本散文集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