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暖的《金门》，叙述者以土地的乡愁为经，以金门处于台海两岸边界的位置为纬，隐含对于和平未来的期许。马阿洛夫的《偶遇》（陈妙华译），通过新加坡回教徒的观点，看埃及开罗的回教世界，并反省新加坡的，表达对于现实的珍惜。两者都展现某种乐观与积极的想象，不过方向倒是各异其趣。
一年的文字，展示怎样的风貌与景致？如此风景，又再现什么精神与理念？
作品通过文字经营，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文学境界。境界之说，各家自有阐述探究，往往指向抽象的性灵，譬如说，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所讨论的三种境界。暂且借用这个概念，以作品为具体对象来说明。作品所表现的境界，可以是思想与修养，也可以是气质与创意，而这些都需要以文字架构为媒介，却也是作品精神内涵所在。
风景·月色并不虚无
因此，以报章副刊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深入理解某个时期文学场域的现象与趋势，是新加坡研究，尤其是华人社会与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
这一辑里的作者，像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漫游者（flaneur）。他们行走在各处，有的是熟悉的乡土，有的是新鲜的地方，并以文字进行记录与思考。每到一处，就是一种风景，一种感思。触目所及，将会引发一个旅客的猎奇眼光，还是文化的联系与内省？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如清哲的散文题目所言：“月色并不虚无”。
因此，《文艺城》作为文字现象的观察站，可说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这个基础上，以《文艺城》里出现的作品为对象，编辑成书，加上主编的观察与论述，也可为读者提供对于这个年度的新加坡文学的某种接触与理解。
流苏的《木麻黄树下》，思绪繁复，不断跳跃在注视对象与文化记忆之间。作者是自己的记忆中的漫游者，而心理与感受却呈现某种强烈的抽离状态。文中不时以作家哲人的警语，进行参差对照，加以观照过往的自我，并对当下充满反讽的省视。黄凯德的《1955》，篇幅虽然不长，却以诗般的简要注释法，从废╱错置的南大牌坊作为符号，展现读史般的细腻思绪。也许因为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发生的现场，文中反而展现对待历史的深省态度。林得楠的《断线通知》，以地铁服务中断事件发端，地铁的“断线”作为能指，这个地方的文化“断线”作为所指。以上三文，作者都是现实的旁观者，也都是文化的思考者。
“性灵絮语”专题，刊登于9月，介绍五位来自三个世代的散文作家：胡月宝、林康、流苏、林高、牛油小生。散文是华文文学的重要文类，也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都特别重视的传统。就如编辑所言：“中国文学抒情为传统，散文亦趋向‘抒写性灵’。散文发展源远流长，我们仅取‘性灵絮语’展示各家文采。”除了作品，专题中也发表作家对散文写作的简短精辟看法。
借用法国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场域”（field）的概念，从文学作为一个场域的角度来理解，文学不是单只关注文字的创作，也不是一个自我内视、孤绝于外的生命体。文学风格与思想的嬗变，文学流派与立场的多元，都连接到文学以外的历史与现实。
不过，在一周两版的《文艺城》以外，风起云涌、姿采万千，倒也是颇为令人瞩目的现象。譬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从同为《联合早报》副刊的《四方八面》《名采》等版中，挑选作品收入年度文选。这些副刊虽然并非标示为“文艺”性质，其中好些文章倒也文采出众，文学性强。
又譬如说，报章以外，还有不少定期出版的文学杂志，未在报章或杂志刊登而直接出版的小说与诗集，甚至在网络空间出现的文字，更有文字以外的文学社团活动与讲座等等，都可以视为组成整体现象的性质不同、风格各异的元素，也是视察新加坡文学风貌的必要景点。
如果能够以“年度”为经，将这一年里在各个平台发表的作品遍览并做出选择，应该更为理想，也更能够从多方视角看出这个年度的文学风景。不过，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操作起来难度太高，也不是这个年度文选的本意。
文字的经营，无论题目设置、篇章结构、叙事手法、语言张力，都是作者功力的示范。作品的篇幅，往往决定作者可以发挥施展的空间有多大多小。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短诗易写，长篇难为。不过，短小精悍的文字，表现的是作者的一招绝技，而长篇巨制的小说，倒是可以让作者奇招百出，让读者目不暇给。
从本书最后部分的“附录”开始谈起，读者可能觉得本末倒置。如此处理的目的，是希望读者除了从文学的阅读中得到愉悦与满足，也关注这些作品产生的文化与社会脉络。
以下三首诗，皆以特定的新加坡地方为焦点，阐发某种逝者已矣的感怀。陈志锐的《年在牛车水》，面对当下已被抽离历史与生活脉络的牛车水，不断回应梁文福的经典之作《最后的牛车水》。30年之后，牛车水似乎还有“最后”，而现实中缱绻萦回的反讽，隐含作者对地方记忆的执着，像他所说的，“所以再也没有最后了╱只有以后”。傅艾笙的《亨德申路》，是作者的记忆与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场景，诗中跳跃的事物，表面上显得作者毫不在乎，而他冷眼旁观的姿态，倒也流露淡淡感伤。董农政的《结霜桥二篇》，描述即将逝去的场景，有一点怀旧的情绪，更多是对于嬗变不可避免的冷静。近一年后，结霜桥被宣告走入历史，董农政的诗，当下读来，也算是一则应验的预言。
此外，《文艺城》在3月推出“小说引力：华文国际互联平台”，刊登三位台湾作家朱西宁、吴明益、骆以军的小说，并配以论述作家作品的评论专文。配合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到访，《文艺城》一年来陆续推出11位国际作家的专访。这些策划性的专刊，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也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省视新加坡文学的现状。
贺唯恩的《绕城一圈》与伯铭《人在旅途》中出现的叙述者，更像旅客而非漫游者。前者以清迈佛寺遇见华人或会讲华人语言的当地人，通过作者转述的事物言词，一切像是事不关己。后者诗中的北海道或北欧，以及没有坐标的巷子，定格浮光掠影的印象。二者的旅途虽不深刻，但饶有趣味。
要如何在这些佳作之中，再进行选择？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否被吸引，并持续被牵动，终而反复回味思索，应该是对于作品最直接而基本的期望。进一步而言，就是从外部的文字经营，到内在的文学境界，寻找一种整体而精彩的体验。
回顾2016年的《文艺城》，除了文学作品的刊载，其他的内容纷繁多姿，可以看出编辑对于新华文学场域的关注焦点与方向。尤其是由编辑所策划的两个作家与作品专题，更是提醒读者当下创作丰富而值得注意的作家。
与以上散文不同，牛油小生的《距离下课还有23分钟》是一篇叙事手法独特的小说。文中不断转换观点，从作为旁观者的学生的观察，通过有限的观点，对推向高潮的事件进行叙述。虽然是小说，倒也可以看作是通过记忆展现的想象，并由此构建一幅高中学校课室里妙趣横生的众生相。
一年里有好些作者发表多篇作品，有的擅长某种文类，有的兼及不同文体。选择的原则是，某个作者无论多少作品，都只选一篇。最后选出来的作品，共58篇，刚好可以分为六个主题，辑内的作品，则以发表日期为序。各辑标题，借用作者的创意，采用该辑中某篇作品的题目，也标示作者精彩的文字经营成果。
从三几行的短诗，数千字的散文，到上万言的小说，作为载体的文字，都需要有所经营，以有效传达作者的意念。短诗诉求灵光乍现，散文兼容抒情言志，小说讲究布局铺排，凡此种种，文字经营掌握在作者笔下，犹如道具在魔术师手中，如何操作与变化，是否熟练与精巧，决定观众最后的反应。
譬如说，政府有关文学的政策与资助，导引文学的某种发展方向；教育与语文政策，影响文学的产生与接受状态；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经济形态，促成某种内容与形式的文学的生成；与新加坡以外的不同文学社会的交流，形塑自身文学的美学与品味；副刊与杂志的编辑方针，决定文学的性质与趋势等等。
清哲的《月色并不虚无》，写的是香港的市景，街上的外来女佣，没落的粤剧戏院，孤寂的小书店。文中的香港完全没有旅游的风情，倒是通过作者对这个城市的观察而展示的文化视角，并以其生活细节组成反思新加坡的隐喻。
如此一来，希望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选中看到作者在这个年度所关注的课题与方向，而各个世代背景的作者铺展开来，也呈现风格纷繁、关注多元的文学风景。
新加坡的文字现象，当然比《文艺城》这一个副刊可以容纳的内容更为繁复多元。《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目前最主要的华文报，报中的《文艺城》则是目前唯一的文艺副刊。在报章副刊作为文艺主要推手的历史脉络里，《文艺城》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刊登平台，也是许多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选择，应该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认知。
《文艺城》收到的稿件之多，作为读者的我们恐怕难以想象。每周两次出版，都是编辑精挑细选的佳作。一年下来，累积成果，《文艺城》出版98期，发表348篇作品。如果以文类计算，小说（包括翻译小说）25篇、微型小说35篇、散文71篇、诗歌（包括组诗）208篇、评论4篇。
无论是读者或作者，在这个场域中，有的时候不自觉地完成自我，有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某种信念。
记忆·依然唱着的歌
虽然这本年度文选无法将这些材料考虑在内，谢裕民与我讨论之后，决定今年在书中收录部分资料，以“附录”的形式，使作品为主的文选以外的2016年现象，得以有所记录，也可对照书中所选录的作品，以了解这一年的新加坡文学。
（上，待续）
文字经营·文学境界
谢裕民的《〈文艺城〉几时出版》，仔细追述这个副刊的前世今生，留下重要而少为人知的历史材料。陈宇昕跨年的《新华文学纪事2016》，重点记录一年来的文学活动与事件，虽然简略，倒也扼要勾勒出文学风景的概要面貌。
文字现象·文学风景
报章的文艺副刊，无论是历史或是当下，都是文学场域的主要角色之一。在不同的时代脉络里，每一任编辑，有各自擎举的理念与方针，也通过副刊作为平台，展示他或她对于新华文学整体生态的观察与想象。这是一种华文报章的传统，也是对于社会文化的使命。
文字经营与文学境界，其实不局限于某种文类，诗歌、散文、小说皆然。这次的文选，也就不依据传统以文类划分各辑的方式，而以几个主题为纲。编者先不预设主题，看遍《文艺城》发表的所有作品，再进行主题归类。
《新华文学的疆界与视界》与《从华语语系文学观点看新加坡华文文学》二文，是一次集结各地学者以新加坡华文文学为主题的论坛进行前的访谈。前者是陈宇昕以书面提问，各地学者从不同观点回应；后者是张曦娜专访美国学者史书美。学术方法与关注角度的差异，他们的论述为新华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提供多层面多意义的阐发。
从读者的阅读经验来说，作品是否留下余味，而余味又能在读者心中萦绕多久，就是我所说的境界高下之别。有境界的作品，触动读者心绪，挑战读者思维，让读者阅毕掩卷而反复咀嚼回味，更进一步，愿意重新进入文字之中，再三体验文字过程。繁复的文字，仿佛浩淼的大海，让读者时时有发现，处处有启示。
林高的《那些跟上了我》，记录他走动在现实中的街巷，实则穿梭在30年前台北生活记忆之中。记忆与遗忘的挣扎，也是记忆与现实的挣扎，由此将记忆的点滴编织进当下存在的意义中。翁弦尉的《永久之镇》，带着若即若离的情绪，叙述长年在外的游子，对于家乡与家人的记忆。家乡已成“异国”，小镇也成为陌生的符号，作者与自己记忆的抽离，题中的“永久”，几成反讽。梅筠的《家住哪里是律》，以趣意盎然的街名为题，以“原箱”为意象，贯穿过往与当下，通过零星片段的生活记忆，缀成百衲被般的缤纷色彩。
《文艺城》编辑谢裕民推动策划，杜南发担纲主编，去年第一次收集在《联合早报》文艺副刊《文艺城》发表的作品，出版《2015年文字现象》一书，做了整理与评述，也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记录。
过往与生命的个别记忆，往往充满许多经历与感受的细节，作者通过文字的筛选与排列而成篇章，也再现某个场景或某个世代的历史。阅读他们的文字，读者像是莽撞的闯入者，却也在其中寻得自己的认同对象。梁文福的诗题《我们唱着的歌》，巧妙地嵌入方括号中的“依然”二字，将这种当下与历史得以联系，也暗示这种联系的必要意义。
杜南发在其序文中提出“文字现象”这个概念，很能够突出这本年度文选的意义。他说：“文学或写作，均以文字表现，过程或结果，其实都是一种文字现象。”以“现象”作为聚焦点，铺展出来的是文学生态的某种情境与特质；以“文选”的形式加以呈现，则隐含主编对待文学的态度与观点。
2016年《文艺城》文选主编邀来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他认为，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否被吸引，并持续被牵动，终而反复回味思索，应该是对于作品最直接而基本的期望。“进一步而言，就是从外部的文字经营，到内在的文学境界，寻找一种整体而精彩的体验。”
文学场域·副刊使命
“同来作伙”专题，7月至8月推出，介绍四位作家：清哲、蔡素君、伊蝉与克斯。编辑说他们是“引人注目，却不知道‘来者何人’的作家”。作家时以笔名发表作品，文字本是他们的身份。这次的专题，倒是让读者对这四位勤于笔耕的作家有深入的接触。每次刊载作家的一篇有分量的作品，辅以作家专访，让读者对其人其文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