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维持生计辛苦，但林小姐心态正面，“现在还有收入，比较安心，但我希望能快点回到电视制作的岗位上，毕竟那才是我喜欢的。”即使经历了这一段“前途未卜”的日子，林小姐日后还是想继续当自由人，“一半的原因是我享受它的自由度，另一个原因是我因为兴趣也兼当临时演员，如果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方面没那么具弹性。”
须调适心态和情绪
至于其他的自由工作者，在停拍前签了合约的，周伟堂在复工之后仍会聘请他们，“那些已经开工做了一半的，我们会和他们协商先付一部分酬劳，到时开工再看他们的时间能否配合。”
大部分电视节目和剧集拍摄在疫情期间停拍，自由工作者林小姐（23岁）趁这时候改当安全距离大使及送餐员，以解决收入问题。
但杨君伟没因此停下来，他多年来打下的基础和人脉，让他获得一些工作机会。除了接下民情联系组（REACH）双语抗疫宣导节目的主持工作，他还和本地导演陈子谦合作，为纪录短片《恋恋轨道》撰写文字。对他来说，为短片写散文是一种激励思考的创作，“我发现不能停止创作，那会让我变得呆滞。”他也上网学习，最近参加了一个纽约博物馆的网上课程，希望借以激发创意思维。
自由身导演转全职
杨君伟也和一些剧场的自由工作者举办了线上剧本演读会，“我们今年原本要上演舞台剧Body X，获知演出取消后，便召集剧场朋友在线上尝试做一个公开演出。剧本是新加坡第一个武侠舞台剧《龙牙门》。”
不料之后疫情便暴发，但胡凉财依旧在4月份和堂堂映画签约，“很感激伟堂还愿意履行当初的承诺。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今年做得最对的一个决定。因为我有家庭有小孩，这个全职合约来得正是时候，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至少现在我有固定收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周伟堂喜欢与态度好而且理念相同的自由人合作，“我会尽量跟他们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很多都是合作十多年的伙伴，已经像是自己的员工了。”在这样的艰难时期，周伟堂秉持着互助的信念，将四名自由工作者转为全职员工，当中有导演、剪辑师和摄影师，还有实习生，“他们当中有的具有才华，有的态度很好。阻断措施结束后各个工作项目就会展开，到时是需要人手的，不如干脆将他们聘为全职。在这样充满未知的大环境下，让他们成为全职能让他们安心，不用担心工作没着落。”
胡凉财去年初离开新传媒后当了一年的自由工作者，“我在这期间和堂堂映画合作，发现彼此很合拍，今年初监制周伟堂提出跟我签下全职合约，当时我还很纠结，因为我相当喜欢自由工作者的那份自由度。”不过因为很喜欢堂堂映画的工作模式，当时胡凉财口头上答应了。
杨君伟还接下新挑战，为某保险公司主持网络研讨会（Webinar），“那是全然不同的挑战，毕竟它和面对面的主持方式不用，我要如何让观众有亲切感，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幸好我过去的经验都能在这样的时候派上用场。”
女助导改当安全大使、送餐员
此外，杨君伟眼见一些剧场的自由工作者在疫情期间零收入，曾两次上网请愿，希望他们获得更多援助。
他坦言当时心情相当低落，“因为有点措手不及，须要调适心态和情绪去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和环境。”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杨君伟有意识地阅读励志书籍，“后来发现这次疫情让我有时间静下来，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自由工作者让他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因此他目前并不打算改变现状，“疫情提醒了我们，要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感，如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被自己的工作捆绑住，其实是另一种疫情。”
杨君伟探索线上主持
问他是否想念全职工作的稳定度，他笑着说：“确实羡慕过，但我自由身十几年了，很珍惜那种自由度和发挥空间。我接工作有三个条件，一是钱多，二是人好，三是工作有意义，只要有其中两项，我就很开心了。”
刘健财说：“不同的工作岗位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取消任何合约，那些已经确定下来的项目，我们一般上在复工的时候还是会找回同样的人。”
他深知网上演出是另一轮挑战，却愿意踏出第一步，“独角戏会显得单调，群戏又有难度，加上还要解决租用器材的问题和费用，很多问题要去克服，但是如果做得到，会蛮有趣的。”
申请艺理会补助金
有人无畏疫情带来的未知，坚持继续当自由人，却也有自由工作者在这时期决定转成全职，电视导演胡凉财（35岁）就是其中一人。
不愿具名的林小姐在电视圈当了两年的自由工作者，她目前是一名助导，但也曾经负责选角、服装和场地勘察等工作。她受访时说：“当初被通知停工时很担心收入的问题，因为不知道要停工多久。”停工后的第一个月她到超市当安全距离大使，“可是我比较喜欢自由的工作时间，所以一个月后没有续约，转当送餐员。”
她现在一个星期工作六天，“还在适应当中，我骑踏脚车送餐，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傍晚6点。虽然工作时间长，但扣除等候的时间，送餐的次数其实不多，我尽量每天跑13到15趟。”尽管努力工作，林小姐所赚的钱并不比以前多，“我送一次餐赚大约4到5元，我的目标是一个月赚至少1800元。”
本地影视制作公司与自由工作者合作密切
本地制作公司堂堂映画和自由工作者合作密切，负责人周伟堂受访时说：“我们大多数的项目差不多有50%到60%是自由工作者。”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全世界都停摆也没有关系，自己要动起来，才不会在冠病疫情结束后，发现自己被遗留在原地跟不上其他人的步伐。
杨君伟近日申请了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数码作品展示资金”（Digital Presentation Grant），希望能惠及剧场的伙伴，他满心期待地说：“看看能不能在网上演出。”
杨君伟过去十几年来以自由工作者身份接节目和活动主持，同时也从事剧场导演及编剧的工作。冠病疫情暴发后他的收入锐减八至九成，影响甚大。
另一家制作公司哇哇映画也经常聘请自由工作者，创意总监刘健财透露：“我们的主创都是自己的职员，但一旦开工，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如摄影和后制都是自由工作者。如果是拍电视剧，那人数就更多了。”
他受访时说：“在阻断措施之前工作量已经减少，因为大部分大型活动都取消了。原本要出国拍摄的两个节目，以及两个剧场的工作也在阻断措施后喊停。”
杨君伟今年3月下旬从加拿大拍摄节目回国后履行14天居家通知，不久后政府宣布实施阻断措施，所有工作跟着停摆，“收入少了，当时我开始担心房贷和车贷的负担。”
自由身主持人杨君伟趁机尝试线上平台的各种可能性，电视圈自由工作者林小姐暂时转换跑道当安全距离大使和送餐员，还有像导演胡凉财那样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期间获得一纸全职合约的幸运儿。
在阻断措施期间做线上主持，还有另一大挑战，“技术方面很不容易掌握，以前都有专人负责，但现在我必须一脚踢。”他花了两个小时在家中安装灯光、音响、摄像头和麦克风等，还要适应电脑操作，“很多人以为在网上主持钱可以少拿，但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了。”
疫情期间是否发薪水给自由工作者，也要看合约上的条件，“如果签的是半年的合约，那我们可能还是会照样发薪水，只不过他们收工的日子就得挪后了。”
一场突然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打乱了全世界的步伐，但即使再茫然不知所措，日子还是要过。领月薪的上班族在这段期间尚有固定薪水可领，自由工作者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和保障，手停口停的他们要如何在非常时期维持生计？
影视工作者很多是自由身，没有一纸聘书的约束，但须承受收入不稳定，市场任何风吹草动便影响温饱的压力。冠病疫情延烧时，没有固定薪资和福利保障的电视自由人发挥了创意人的灵活身段与坚韧意志。有人改换发声平台，有人变为拿固定薪资的全职员工，也有人干脆暂时转行做送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