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情场》这32开本72页5万余字的小书，在本地登场后是否引来狂蜂浪蝶，今已不得而知。6月上旬，朋友亮宝，让我见识了这本描述作者个人情爱与性经验的书籍，才知道这册在本地出版的“性文学”作品，与1950年代本地的《夜灯报》搭上了关系。我所见的版本，缺了封底，看不到有关出版者、出版日期、价格等信息，但它的扉页却有“总发行：夜灯报社，新加坡吻基（二马路吊桥头）九十八号A”的字样。“吻基”与“二马路”，就是今天的Boat Quay和新桥路。
小坡区的某小出版社
本地文化工作者
《夜灯报》总发行的《十年情场》，是张竞生自传的第一册，本册扉页二有自传第二册《我的婚姻》出版预告，它注明第二册“内容比上册更加精彩”，敬请读者留意出版日期，其攻池之用心，溢于言表。至今，我仍无缘与本地出版的《我的婚姻》相遇。或许，预告只是“空雷不雨”？或许，第一册过关之后，第二册遇到了本地那场如火如荼的“反黄运动”？
张竞天在《十年情场》第一章，就以“提倡性交自由”为副题阐述他“惊世骇俗”的性观点，陈述自己当年在中国出版《性史》，被社会火力十足地挞伐，累得他声名狼藉，但是“我敢向天，向自己良心宣誓，我的立意是正当的，但效果则竟出我意料之外！”他在第一章首节公开说明了自己在北京大学当“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时，因委员们担心其中的“性史”调查引起社会的误解而作罢的经历。
一、指控者所指的淫书，大概是“5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册张竞生自传（十年情场）；二、把《十年情场》引荐到新加坡出版的媒介人是本地作家沉橹。“据沉橹说，张竞生是他的朋友，在中国穷愁潦倒，所以写了这册传记找出路”；三、书稿最初在沉橹手中，后来他以每千字五元的价钱，把文稿卖给了小坡的一家小出版社。这家出版社设在某书店内，出版过一两本马来民间故事之类的读物。出版社成立之初，方修曾认购一两百元的股份，成了不管事的股东；四、《十年情场》最后“由黛丁督印出版”。书稿由沉橹脱售，到书本由《夜灯报》总发行的经过，方修表示并不知情；五、“黛丁在该书印刷的过程中，不知道是印刷费不够还是他自己周转不灵，曾以私人名义向我借了200块钱，后来也陆续还清。”
翻阅了大部分新马华文文学的工具书，未寻获可供参考的线索之后，我改而翻查方修先生的著作，希望他曾对这本书的出版留下若干屐痕。我终于在仙人掌出版社出版、方修口述、林臻笔录的《文学·报刊·生活》一书里，发现了与《十年情场》相关的重要资料。方修在该书第九章《身老星洲（下）》中透露，《十年情场》这本小书出版于50年代初。他提及此事，是因为“1965年上半年”，有文艺界人士指控他“偷印张竞生的淫书，犯了罪，在法庭留有记录。”
提倡性交自由
还有个值得参考的信息是《夜灯报》曾经半途停刊数月。现存的《夜灯报》显示，它于1956年2月22日复刊。该报灵魂人物刘教芳于复刊日发表《复版的话》一文，道出了该报“几个月”未与读者见面的信息，但没
《十年情场》书首有一篇五六百字署名“王娟”撰写的序言，它如是开篇起句：“张竞生博士的自传《十年情场》，在星洲出版，可说是马来亚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这句嘉许之言，透露了这本颇受争议的作品，应该是在新加坡出版。
方修回忆这段往事时，未说出被告姓名，也没道明出版社的名字，但提到印行此书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沉橹，一是黛丁。沉橹是否与《夜灯报》有关系，未能确定。他原名沈爱华，广东潮安县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战前在印尼经商，战后在新马泰文教界服务，曾担任新加坡新民中学、新山宽柔中学教职，也是本地《小小报》创办人，出版有诗集《洗衣女》及杂文集《先生曰》。黛丁，原名黄子山，另一常用笔名是黄山，先后在《夜灯报》《民报》担任副刊编辑，曾协助易润堂主编《行动报》，著有短篇小说集《阴影》《新加坡三部曲》。
方修的忆述，透露了以下信息：
本地知名文学史家方修是《夜灯报》的创刊主编，诗人刘思当时被延揽为外勤记者，刘教芳是经理兼副刊编辑。最初，《夜灯报》每周出版两期，每期四大版，属于小型报纸。方修任职三个月之后离职，改由刘教芳主政，先后加入编辑的包括黛丁、曾梦笔等人。《夜灯报》打开局面之后改为每周三期，鼎盛时每期销量超过两万份。国家图书馆藏有1956至58年的《夜灯报》，新闻与副刊内容都中规中矩，不易使人把它与《十年情场》颠覆传统道德的形象挂钩。
爬上树上寻欢？作者是真的与相好上树翻云覆雨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树下玩腻了，彼此一起爬上那株离地不高的枝桠中玩耍一下……她坐在我的怀中，当然我们是做惯‘那个’工作，巧好法国妇人的内裤……”还是点到为止，看看“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的画面：“在海藻活滑中，我们在颠鸾倒凤时，有时东倾西斜，如小孩们戏玩于摇床一样的狂欢”……张竞生70年前的这类描述，倘若重现今日，是否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妖言魔语？岁月常让科技瞬间改变人们的生活，是否也能迅速翻转人类精神层次的价值？
某日，我拾得江晓源于1995年撰写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里头的描述，可作为《十年情场》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佐证。文章说：“他的《十年情场》是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是《情场十年》。”江晓源说《夜灯报》是《十年情场》的出版者，并不准确。根据方修的忆述，《十年情场》的出版者是小坡区的某小出版社。该书扉页资料，也注明《夜灯报》为总发行者。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十年情场》首章，把他开始性学研究的缘由做了清楚交代——一切都是为了“提倡性交的自由”。为了让读者对西方的性观念有具体的认识，他花了一些篇幅描述法国男女之间盛行的猎艳风俗，借此说明“性交的自由”并不等于是随意滥交。
《十年情场》有若干章节，述及他在上海创办《美的书店》出版与售卖性学书籍所遭受的种种排挤，包括被检举、取缔以及他个人被司法检控书写“淫书”的故事。书中用更多的篇幅，细述他在上海、法国及其他欧陆国家生活、旅行与女人交往交欢的实况，包括他与情妇相好、分手的来龙去脉，无不涉及性的纠缠。第四章“在巴黎惹草拈花”；第五章“留学时代的浪漫史”；第六章“欧洲大战时的奇遇”；第七章“人有悲欢离合”；第八章“三个月的情侣”是《十年情场》一书最核心的性事内容，描写的都是他在欧洲生活的形形色色猎艳史。下列作者自拟的小标题，或可供看官发挥想象力，感知这本书的情色内容：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了我俩的洞房；邂逅着避难的女诗人；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她是香妃再世；爬上树上寻欢；西方的史湘云；向老妇学习房中术；她扮成山林的女神……
《十年情场》面世时间
与《夜灯报》
方修认为，他并未参与《十年情场》的出版事务，指控他出版淫书纯属无中生有，于是他把该名作者控上法庭，讨回清白。根据方修的回忆，“结果，被告不敢出庭答辩，法官判决被告诽谤罪名成立，交由主簿官估计赔偿损失的数额。根据一位调解人的说法，被告闻判，惊慌失措。于是，先后请托本地作家苗芒，以及中正中学的吴以湘，星洲日报的廖颂扬等人代表他前来求情，希望在主簿官作出宣判以前和我取得庭外和解，而他自己也去找我的律师李树坤提出同样的请求。李树坤和我都同意息事宁人，终于接受私下和解，由被告偿付律师费和高庭堂费3000元了事。”
尽管我所见的《十年情场》缺了封底，少了具体的出版信息，但经过一番资料寻索，从稿件来源、督印者、封面设计者的信息，总算拼凑出比较清晰的画面。这册中国性学博士的自传式情史，确实是在本地编印、设计的本土货，不是山寨版。
总算拼凑出比较清晰的画面。这册中国性学博士张竞生的自传式情史，确实是在本地编印、设计的本土货，不是山寨版。
有提到停刊的原因。根据上述资料，或可把《十年情场》在本地面世的时间向前挪至1956年以前。
尽管我所见的《十年情场》缺了封底，少了具体的出版信息，但经过一番资料寻索，从稿件来源、督印者、封面设计者的信息，
《夜灯报》总发行“性博士”张竞生的《十年情场》，应该不发生于方修主编《夜灯报》任内。《十年情场》扉页注明的《夜灯报》地址是“吻基98号A”，这与《夜灯报》封面版的地址吻合，该报从1949年创刊起至1957年2月底都在上述地址办公；1957年3月1日才迁往芽笼路661号，直到停刊为止。据此，《十年情场》在本地面世的时间，可锁定在1950至1957年3月1日之间。
为《十年情场》写序的王娟是何许人？本地书业老行尊杨善才忆述，当年南洋书局有一名为王娟的编辑，出版过一本小说集。王娟在《十年情场》的序言里，对张竞生敢于“投枪”，反抗顽固封建思想的行为赞不绝口，认为张博士在《十年情场》里“非常坦白地写出他青年时期的一段如火如荼的浪漫史，处处实践他的二大主张——提倡性交自由和拥护情人制。”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本《十年情场》就是张氏的现身说法，就是他本人的一部悱恻缠绵，刻画入微的性史。”
设若书在本地出版，它究竟何年面世，成了需要追索的问题。既然书中提供了此书由“《夜灯》报社总发行”这一线索，便可初步判断《十年情场》应出版于1950年代，因《夜灯报》创刊于1949年9月，停刊于1959年。出刊十年的《夜灯报》除了娱乐新闻，它始终热衷于报道新中国政治与社会建设的种种信息，每期都重点报道它的政经动向、建设成果及台湾的政治状况；副刊则侧重于掌故及连载小说，多半是“正经”的新闻与文稿，奇艳低俗的内容不多。
旧上海时代“三大文妖”之一的张竞生，有个更为人知的绰号——“性学博士”——他确实是法国里昂大学货真价实的哲学博士，于1921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便开始致力推广性学，鼓吹西方的性观念，成为中国现代性开放的先驱人物。在封建意识尚未大面积褪色的年代，他的前卫作风遭遇了暴风式批判和抵制——他在北大期间出版《性史》一书，火速招来查禁与解职的结局。张竞生因《性史》而红遍大江南北，声名远播南洋。离开北京后，他在上海开明书局担任总编辑，继而创办“美的书店”，出版有关性学的书籍。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出版了他的自传式作品《十年情场》，让特立独行的性学博士与这南洋小岛有了蜻蜓点水的关系。
顺带一提《十年情场》的封面设计。该书封面底色艳红，以白色线条画上一立一跪二裸女，线条简约不浮夸。仔细观看，封面右下角有“勉之”的不醒目署名，应该是封面设计者落下的名字。我即时浮现联想，怀疑“勉之”就是我当年阅读星洲日报常见的插画作者。我联系了泽宇兄，他古道热肠，又向声远、昌明、川波诸前辈查询。综合各家意见，拼凑了这样一幅画面：“勉之”姓曾，曾在星洲日报任副刊编辑，其二子皆为本地广播演艺界知名人士。曾勉之除了为副刊提供插画，也不时为文化界出版物设计封面。例如1957年星洲新民文化社印行的《太阳照在勿洛新村里》的封面，便署名勉之所设计。我翻查1961年的《星洲日报》副刊，其中《星云》《青年园地》《通讯版》《大众科学》《游艺场》《健康与医药》等版头，都有他的署名。1958年文艺杂志《萌芽》创刊号的封面，也是勉之设计的。
《十年情场》虽不由《夜灯报》出版，但却由当时的夜灯报编辑黛丁负责督印，且书本扉页直接写明由夜灯报总发行，加上方修曾任该报前三个月的总编辑，这些信息都让人联想及《十年情场》与《夜灯报》有关。
初闻这则消息，我质疑它是《十年情场》在新马的山寨版，原因之一，是1953至1956年间，本地爆发了一场由学界、政界、工运界与文教界组织、参与的“反黄运动”。这种社会氛围下，出版情色书籍会遭遇强力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