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时代曲》是刘以鬯1971年4月至9月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上重写他南洋报社和歌台回忆的小说，是刘继《星》之后回望他新加坡岁月的二度创作。写时，刘已回港结婚14年，感情生活稳定，过着一天万字的卖文生活。和《星》不同的是：刘写男主角诸尚仁与歌女的情事，笔调较为平澹，可有可无似的，他对近距离描述歌台众生相似乎更感兴趣，当年歌台巨星庄雪芳、潘秀琼、王沙与野峰等皆以真名亮相。新加坡歌台在1971年已开始没落，刘以鬯的叙述也难免带着事过境迁的唏嘘。《时》是用爱情故事来包装歌台小史，巨细靡遗地描述歌台黄金时期的生态与运作，以及歌台和时代曲对南洋华人社群的影响，比《星》给予读者更详尽和全面的歌台记录。
《星加坡故事》专注刻画报馆编辑与歌台歌女荡气回肠的爱情，刘以鬯只在两人歌台初遇的桥段为读者生动地重现了50年代新加坡歌台的演出现场，但对歌台文化的描写却没有《时代曲》深刻。《星》的文字浪漫瑰丽，情感浓烈，这或许跟刘以鬯一年前在新加坡恋上刘太，两人已进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有关。刘太忆述，两人当时在金陵大旅店分住对面房，刘以鬯边治肺病边完成这部小说。《小说报》虽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但幕后金主是美国新闻处，给的稿费比其他刊物高很多，条件是要传递反共讯息。刘太说，刘以鬯不搞政治，但拿人钱财，不得不硬硬加上反共的尾巴。如我所猜测，后来交由鼎足出版的《星嘉坡故事》除了书名略改一字，刘以鬯也把突兀的反共结尾剔除，并把藏匿于“马来亚森林”，象征马共的“恐怖分子”和“暴徒”胡亚狮改为二战投靠日军的汉奸。对照修订前后，我们看到刘以鬯如何曾为“揾食”而妥协过，一有重版的机会他便即刻拿回创作自主权，修成过得了自己那关的版本。
与歌台的来往着墨最多
1959年，刘以鬯已从新加坡返港，与罗佩云组织家庭已有一年多，并展开他一天万字的爬格生涯。刘被《南洋商报》邀约，从1958年6月27日至1959年7月11日以笔名葛里哥撰写超过60篇南洋短篇小说，题材各异，风格多变，产量惊人。
同样的素材，刘以鬯在40年内写了至少三次，可见南洋岁月在他心中的重量。这些相互呼应、对照的重写并非一碟碟重炒的冷饭，而是他对这段岁月深切的频频回望。刘以鬯就像位爵士乐手，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重奏同一首歌，或融入旧歌某个段落，变奏出截然不同的新曲。
《椰树下之欲》后来还分身两个版本。刘太说《椰》当年由鼎足出版社重版时，刘以鬯觉得书名跟奥尼尔的剧作《榆树下的欲望》只差一字不好，为免混淆读者，改为《蕉风椰雨》。作家梅子主编的天地版《刘以鬯卷》（2014年）里，删文快而狠的刘以鬯把《椰》删到只剩花蒂玛在风雨交加出世被领养的开头，变成“微型小说”后改名为《她是马来人》（256页）。由于那时我尚未读《椰树下之欲》，加上刘老将创作日期误写为1949年，我一度以为刘以鬯在1952年来新加坡之前就对南洋着迷，居然还未踏足南洋就写出这么到位的马来亚小说。梅子透露《她是马来人》原选自香港文汇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刘自编的小说集《异地 异景 异情》。编此书时，刘修改或重写了旧作，其中，只有第三篇《她是马来人》和第四篇《开往吉隆坡的夜邮车》写新马，其余第五篇到第十二篇都是写欧美。和梅子先生一起搞清它的前世今生后，他笑言：“刘以鬯怎么修订、删改他的小说可以写成一篇研究文章。”2014年，将近60年后，刘以鬯认为这篇“搵食”小说的开头仍值得收录下来，一定是故事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华人女婴阴差阳错被当为马来人领养，这命运课题对刘以鬯似乎也有着“默迪卡”的意味，象征南洋华人在“默迪卡”后，认同马来亚为家，重构出一个以异族团结为核心的马来亚人的身份认同。
异族相恋的戏码及变奏
编者的话让读者和有心人士误会他炒冷饭，鱼目溷珠骗稿费，靠实力笔耕的刘以鬯大动肝火抗议是绝对合理和必需的。然而，海量翻阅刘为报章撰写的小说，确实偶尔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鉴于他为生活变成“写作机器”，高峰期曾一天为13家报纸和不定期刊物写万余字，题材偶尔“重新融会改写”是可以理解的。但主张写作必定要“与众不同”的刘以鬯究竟是重复了自己，还是在他在乎的主题上反复变奏出新曲，这才是我要探讨的。
重述旧事有助疗愈创伤，这或许是为什么刘以鬯数次在《星加坡故事》（1957年）《时代曲》（1971年）和《老王》（1997年）等著作重述《益世报》经营4个月就突然倒闭，员工在无预警之下不得其门而入，连私人物件都被封锁报馆内的经历。刘以鬯“擦拳磨掌”，原想来新加坡报业有一番作为，初到南洋就遇重挫给他很大的打击。《时代曲》对刘在《益世报》的始末有些含糊带过，《星》却非常详尽地重述《益世报》倒闭前的一夜，为刘不断重写的个人创伤提供新的细节。张盘铭的报馆好友陈君（一位老报人对我披露，陈君原型应该是《益世报》记者陈名宗）从董事获知报纸明天宣告倒闭的第一手消息，前来通风报信，叫他回报馆取出私人物件，但是不要惊动他人。原来刘以鬯并非不知情，是知晓报馆第二天将倒闭的？但比别人早知道并不会减轻他失业的震惊和悲伤，“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使我想哭……我突然感到非常地孤独了”，因为随即而来的是对前景的担忧，在异乡举目无亲，南洋还有留他之处吗？
（此文出自刘以鬯最新小说报选集《蓝色星期六》，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出版。文章小标为编者所加）
起初只在网上看过《星加坡故事》与鼎足出版的《星嘉坡故事》绝版封面，旧书无从到手，我一直以为《星》是《时》的前身。终于拜读《星加坡故事》后，证实《星》与《时》虽有些许共通之处——两部小说的男主角都是从香港南下新马当报馆编辑，显然是刘以自身的经历为依据，多少带有自传的色彩；和《时》一样，《星》也有歌台、报业和新加坡地标的描写——但两本却是完全不同的小说。
然而耐着性子看下去，前路豁然开朗。两个故事除了模糊的基本骨架相似以外，戏肉其实截然不同，是两部自成一格的独立作品。《热》是马来朱丽叶和华侨罗密欧的爱情悲剧；而《椰》则是马来潘金莲与华人武松武大郎的南洋变奏版。《椰》的人物心理刻画比《热》更为深刻和虐心，单是女主角花蒂玛清晨冒雨踩着泥泞山芭路到镇上，千辛万苦到火车站痴等私奔情郎却成空的描写就将两篇故事分出高下。刘以鬯把一位被逼婚的马来女子的心理转折写得丝丝入扣，也为她平反“马来版潘金莲”的罪名，让人为她追求自由恋爱而动容。
作者通过对《热带风雨》与《椰树下之欲》、《星加坡故事》与《时代曲》等作品的探讨，认为刘以鬯就像位爵士乐手，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重奏同一首歌，或融入旧歌某个段落，变奏出截然不同的新曲。
读过刘以鬯1959年10月号《南国电影》上的短篇《热带风雨》（收录在2010年结集葛里哥南洋小说的《热带风雨》），再看《椰树下之欲》的故事大纲，很难不会先入为主地感到“熟口熟面”——两者皆写南洋异族相恋，都是马来姑娘恋上华侨男子。甘榜背景充斥着热带的欲望和激情，但异族情路总多舛，女的总被家人逼嫁他人，鸳鸯硬被拆散，酿成悲剧下场。
因对这土地有感情，刘以鬯也反复重写他在南洋的遭遇，着墨最多的是他与歌台的密切来往，还有他在《益世报》仅做了四个月就面临报馆倒闭的失意和创伤。刘以鬯为香港《小说报》写的第一部以歌台为背景的“三毫子小说”《星加坡故事》就包含了这些元素。无独有偶，我在1971年《南洋商报》上发现的《时代曲》情节也有雷同。
一直纳闷，刘以鬯多次把自己写进小说里，但我至今却还未见过以刘太，这陪伴他60载的人生伴侣为原型的小说人物。直到今年初，我在刘家看刘太当年来新马巡回演出时所留下的倩影，18、20岁的她穿着南印度传统无袖连身裙Pattu Pavadai，还有一张她穿刘老经常写到的纱笼卡峇雅，背靠着椰树，那姿势和双脚摆放的角度……我禁不住惊呼：“刘太，原来你是《椰树下之欲》的封面女郎！”刘太不以为然，我但笑不语。回新后，我将这两张照片与封面合成传给了她。电话那一端，刘太依稀忆起当年寄了两张照片给未到过南洋的插画家参考，他把印度上衣移植到马来纱笼上，得出这很有“种族和谐”意味的造型。这个连刘太都不知道的密码半个世纪后终于解开，我们都感觉太奇妙了。原来，刘老和刘太的花样年华都印刻在他的南洋书写里了。
刘以鬯异族相恋的戏码还有另一个变奏版：《马来姑娘》。这部在《星岛晚报》上连载的小说计划拍成电影，由林黛和乔宏主演，可惜最终不了了之。刘以鬯在1959年7月刊的《国际电影》写下他创作《马》的动机，让我们今日得以了解他为何被这类题材吸引。《马》也是写马来姑娘拉丝蜜恋上华人男子郑九，小说甚至还有郑九与鳄鱼搏斗的情节，比《椰》还要奇幻刺激。刘写：“我采用象征手法，明显地指出：各民族必须相亲相爱，和谐共处，甚至连一点点小误会都不能存在。拉丝蜜爱郑九，其情形，一若巫人之与华人……小说以一个甘榜为背景，这甘榜被一条小河划分为二，马来人住在河东；中国人住在河西……架上木桥后，两岸的居民始能打成一片。木桥代表团结。”
“奉答读者”一个月后（2月27日） 有了下文：“葛里哥先生的故事，近来刊出比较少，原因是他发了大脾气，对编者前些时在‘奉答读者’中说了几句不大正确的话不满意。编者此刻正在交涉，可能在三数天后有葛里哥的故事源源刊出。”交涉显然奏效，刘以鬯欣然继续供稿，3月“源源刊出”8篇小说，是葛见报次数最高的月份。
联合早报副刊记者
主张写作必定要“与众不同”的刘以鬯究竟是重复了自己，还是在他在乎的主题上反复变奏出新曲。
刘以鬯的南洋书写常信手拈来当地各族通用的马来话和华人方言。这篇文中，他也用了一个对那时新马社会特有意义的马来字“默迪卡”（Merdeka），表示他与刚取得政治独立的新马站在同一阵线。“默迪卡”是“自主独立”，表示摆脱英殖民政府，跟“Liberté”对法国人的意义相同，在50年代的南洋能唤起民族的激情。他写：“凡是到过马来亚的人，都喜欢这个新国家。我到过马来亚，我也喜欢它。”由此推敲，可视为姐妹篇的《椰》和《热》或许也能归类为刘以鬯的马来亚寓言，包含了他对新马民族和谐的期望。
2018年，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研究刘以鬯1950年代的南洋事迹，被1959年1月23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编者一小段不小心就错过的“奉答读者”挑动神经：“葛里哥写作甚多，可能有时候将一些故事，重新融会改写。但无可否认的，他是一位good story te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