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说，此外也有少数生于中国，少时由父母带来南洋，中途改受英文教育，出校后在政府机关得到稳定位置者。杜运燮认为，他们“久而久之，因生活安定，‘乐不思蜀’，思想日渐迟钝、奴化，也就与一些峇峇无异了。”这是杜运燮的“峇峇观”，在当时的华文论述中这个观点颇为普遍。
本文的引起动机，来自新近出炉的《华文文学百年选·马华卷1：散文》（台北九歌，2019年4月），主编为陈大为、钟怡雯。同时出炉的还有百年选的马华卷2：小说、新诗，两位经典作家也列席其中。
鲁白野是南洋文化一代宗师
娘惹（Nyonya）是指“侨生”中的女性（“峇峇”指男性，但也泛指整个族群）。谁是峇峇？文章把“侨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小受英文教育，只能操英语和马来语，长大后在政府机关或洋行中工作的，“就是所谓的峇峇”。另一种是“把希望寄在中国的将来，觉得身为中国人而光荣”，“进华侨自办的华校受教育”的“华侨”。
主编之一的钟怡雯在马华卷序《风起南国》中称，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一小镇的杜运燮，是“马华第一位成大器的诗人”，收入了多篇新诗与散文。散文作品，包括《凉爽的亚答厝》《娘惹》和《“醍醐灌顶”般的冲凉》。鲁白野只有《华侨的庙》一文。
《娘惹》一文颇长，大部分的文字，都在描述烹调手艺如“马来酱”“娘惹粿”，房屋、家庭用具及日常用语的掺杂这些新奇事物。娘惹的生活、命运又是怎样呢？杜先生涉猎不多，仅撮取宋旺相《星洲华人百年史》中引述的一个娘惹写的文章为注脚。那是第一个在星洲医学院毕业的华侨女子李珠娘，1913年9月应伦敦一家杂志的邀请而写的《星洲华人女子的生活》。
据我所知，峇峇当中的有识之士，本身也在感慨峇峇文化的式微，且回天无力。关键是，峇峇式马来语并不被马来和印尼文化主流接受，峇峇的后代都受英文教育，上一代的语言文化都告断层。不过，文化发展是会向一个强大的母体转移的。上世纪80年代，官星波（Stella Kon）英语剧《翡翠山上的艾美丽》出现，便把峇峇文艺推上一个高峰。
散文集收罗的马华作品跨越1924至2017年，吴进（原名杜运燮）和鲁白野（原名李学敏，另有笔名威北华），是本文探讨对象。本文以作家常见的名字——杜运燮（1918-2002）和鲁白野（1923-1961）称呼他们。
杜运燮以语文教育区分族群
对于世界广大华文读者来说，亚答房子、冲凉和大伯公庙这些题材，诚然都有新奇的趣味，但南洋读者就未免看作老生常谈。且让我们以杜运燮（署名吴进）写于1950年的《娘惹》，作为探讨的中心。
杜运燮与鲁白野的“峇峇观”，都各有时代局限，并不完美。但两套观点一排比，立即就让我们看到“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两种文学书写出发点的分野。
回头再说台北的《华文文学百年选》，笔者稍感遗憾的是，鲁白野曾经有很精彩的峇峇书写。如将其中一篇列入，肯定会与杜运燮的描述相互辉映。比如《狮城散记》中的《峇峇社会》，便全面地论述了南洋地“峇峇”一词的由来，以及峇峇社会的产生。文中举出19世纪两位峇峇名人蔡忠良与陈金声的风光姿彩，说明峇峇虽有男权至上的缺点，但他们“自古以来”便自强不息，力争上游。
这与新加坡学者李元瑾1995年在香港写的《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一文所呈现的“历史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文中，李博士很详尽地勾勒了1895年至1911年海峡华人改革运动的思潮。其中提到李珠娘发表于1913年9月伦敦“Queen”杂志上的文章，相信就是杜先生引述的同一篇。
鲁文也提醒我们，“峇峇”的定义不能贸然以受什么源流的教育而划分。鲁白野说他“自己也是峇峇”，并认为“来自中国的华侨，时常藐视峇峇不懂中文，这只能是一个大错误”。
从马华文学与南洋文化的角度看，享年只有38岁的鲁白野无疑是一代宗师。他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五年级时怡保犯洪，从此四处流浪，漂泊到印尼，1947年乘船途经新加坡上岸探亲，从此长居于此。除了华文写作的诗文之外，他是马来文专家，曾在《马来论坛报》任职，并在《星洲日报》主编《国语（马来文）周刊》。马大毕业的一位报界前辈曾语笔者，鲁白野的《实用马华英大辞典》，大学里人手一册。
（作者是本地作家）
他指出，“在峇峇社会中极力推展华文教育的林文庆博士于1950年英籍华人协会年刊中有言：‘我们虽然是英籍华人，我们同样感到光荣的，就是我们也属于有着最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这一句话可说是代表峇峇思想的精华。”
总括一句，杜运燮与鲁白野的“峇峇观”，都各有时代局限，并不完美。但两套观点一排比，立即就让我们看到“落叶归根”（心向中国）与“落地生根”（留守南洋）两种文学书写出发点的分野。天南地北，两颗心在不同的畛域里跳动。
陈、钟两位主编是从文学上的考量遴选作品，无可厚非。但要是选集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认识百年来华文文学世界”，那么琢磨一下作家与作家之间不同叙事观点的对比，以及这些观点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历史现实”，是很有必要的。
《马来散记》中《峇峇的文学》篇，则指出峇峇吸收了马来语、华族厦语、荷兰文、英文、淡米尔语，形成自己的语言。峇峇求知欲很强，李白、杜甫、王维和辜鸿铭的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都有人译成峇峇马来文，而且出现竞争者，译文互相比拼。
峇峇（Baba）一词，泛指曾在新、马、印尼社会显赫一时，生活方式独具南洋风格的某群体。峇峇是个俗称，意义相近的正词为Peranakan，即“侨生者”，尤指海峡殖民地时代的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新马华文文学中针对峇峇族群的书写并不多。但今天拙文要谈的两位经典作家，却都留下传世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对照的立场和观点。
李元瑾指出，该文细述了那个时代新加坡女性生活改善、教育逐渐与男性平权的转变。李珠娘，这位新加坡第一个由本地培养出来的女医生，所写文章肯定了宋旺相、林文庆等海峡知识分子兴办教育的不懈努力。
笔者这里也要提出一点观察：新加坡争取脱殖的运动中，华校生固然有很大的付出，但要是本地的华人“峇峇”都像杜运燮所说，“乐不思蜀”，思想迟钝、奴化，相信也就不会出现像李光耀（李珠娘的侄儿）、吴庆瑞、杜进才等建国先驱。
鲁白野的《华人的庙》出自原版于1953年的《狮城散记》。这本书与次年出版的《马来散记》（及其续篇），公认为“以文学的语言书写的史地书”。刻下，新加坡周星衢基金已将这三本散记的内容重新编辑、注释，以两册“新编注本”重新出版。
杜运燮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国抗战时曾任随军翻译，任教过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1949年后到中国定居，担任翻译、编辑和新闻学导师等要职。李珠娘文章的节译，应是精确无讹的。不过，引文讲了娘惹“无才便是德”的一段屈辱生活之后，便戛然而止，作者同时强调“今日”（1950年）的娘惹仍然如此，令人感觉“星洲华人女子的生活”前路一片黑暗。
也许，祖籍福建古田、被誉为北京九叶派诗人的杜运燮，也有其鄙视新马峇峇社会的客观原因。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被定位为贸易自由港，本地人英文考到中学程度的剑桥九号已很够用，也自觉出人头地了。谁去搞什么文学？这要到“华校”出现之后，本地才有用“母语”文字写作的文学出现。音乐界、舞蹈界，也是华校生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