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批评家理查德兹（I.A.Richards）曾相信“诗可以拯救我们”。T.S. 艾略特（T.S. Eliot）就此评论道：“这好比说，当墙坍塌时，墙纸可以拯救我们。”这里的墙纸，是附丽于现实之墙的诗美的隐喻。这样的说法似乎荒诞不经，但其蕴含的审美理想却是耐人寻绎的。我们不妨把奥兹的创作喻为一种制造墙纸的艺术，他要用美的墙纸，来覆盖丑陋的涂鸦，并且最终化为解决以巴冲突乃至拯救人类的一种力量。
奥兹是一手写政论一手写小说的伟大作家。他对中东政治人物的评点也多有精辟独到之处。在上述访谈中，他指出，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Arafat）和以色列总理沙隆（Sharon），他们所代表的两个民族，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笼罩在昔日的阴影之下，成了历史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几乎互相给对方带上手铐，缺乏信赖，缺乏善意，缺乏眼光，缺乏想象和政治勇气。”奥兹高度肯定的领袖人物，是已故约旦国王候赛因（Hussein），因为他以一国之尊为一个约旦士兵的狂乱杀戮下跪道歉，对敌国的以色列领导人伊札克·拉宾（Yitzhak Rabin）赞美有加。
尽管如此，想象仍然是与现实相对的。现实像奥兹所看到的涂鸦的墙一样丑陋。但是，只要我们努力，丑陋是可以有所改变的。在奥兹的小说《黑匣子》（Black Box，1987）中，吉代恩，这个高山上的恶鹰，充满暴力激情和征服欲望的暴君式的人物，变得柔弱、宽容、和蔼可亲，就是文学的想象和美的力量所致。
被压迫者之间的恶劣争斗
奥兹于1939年生于战争撕裂的耶路撒冷，曾在希伯来大学主修哲学与文学。1966年和1973年，奥兹作为坦克兵亲身体悟过两次中东战争。他坦然承认自己也曾一度是偏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他终于发现了以巴冲突的两面性，从此放弃狂热主张，转向务实原则，投身和平运动。他的文学创作，就是作者啜饮自己酿造的文学清凉剂的过程。作为小说家，奥兹多次荣获国际性的文学奖，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在《如何治疗狂热》一书中，奥兹赞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布·马赞（Abu Mazen）的温和政策。武装暴力集团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中的胜选无疑给中东带来了更为不安的因素，奥兹呼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社会对哈马斯施压，遏制恐怖主义。
在《如何治疗狂热》（How to Cure a Fanatic）一书中，奥兹指出：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家园。犹太人居留以色列，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国家作为家园。巴勒斯坦人早就不情愿地试图移居别的阿拉伯国家，却横遭拒绝、羞辱和迫害。他们痛苦的认同，与犹太人的历史体验颇为类似。奥兹呼吁世人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家”，尽管“分家”之后，他们仍然要尴尬地同住一个公寓。出于人道精神，奥兹为在帐篷中度过漫长岁月的巴勒斯坦难民设身处地着想，把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视为当务之急。他的构想，是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即二战后美国对西欧战争废墟提供经济援助的重建计划。
“在那个世界上，所有的墙都覆盖着涂鸦的文字。‘犹太佬，回到巴勒斯坦吧’，我们就回来了，可是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对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
悲剧冲突的文学解决
在上述2002年的访谈中，奥兹指出，以色列和平运动“并不是想给以巴悲剧找到一个动情的幸福结局，一种兄弟之爱，一个突然而来的蜜月，而是想促成一种契诃夫式的结局，即双方咬牙忍痛的妥协。”这里，没有梦想成真的狂欢，人们被迫接受现实，在失望和伤痛中得以幸存。正像穆斯林无法推倒犹太人的“哭墙”一样，犹太人也无法拆除“哭墙”旁兴建的穆斯林圣所而重建耶和华圣殿。在我看来，这种结局，可以以契诃夫的《海鸥》中两个人物的命运作为以巴冲突的警号：努力追求目标的妮娜在理想幻灭之后终于与现实妥协，而贪婪的想拥有一切的阿卡汀娜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像契诃夫一样，奥兹以幽默和反讽来“反串”悲剧。
一手写政论一手写小说
我们不妨把奥兹的创作喻为一种制造墙纸的艺术，他要用美的墙纸，来覆盖丑陋的涂鸦，并且最终化为解决以巴冲突乃至拯救人类的一种力量。
2002年接受一位记者访谈时，奥兹明确指出，有一种悲剧，是“正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巴冲突，不是一场宗教战争或文化战争，而是土地之争，双方表现得都不明智。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是受害者，前者是欧洲纳粹和法西斯的受害者，后者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就应了《旧约·阿摩司书》中的一句话：“人与人之间，最恶劣的争斗，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被压迫的人中间。”奥兹正好与犹太先知阿摩司同姓。老阿摩司，不但关注以色列人，而且奉神的旨意关注外邦人，指责当时各国的罪，宣告它们所要受到的审判。正是在传承这位先知的良心，弘扬正义的意义上，奥兹被誉为当今以色列的文学“良心”和先知。
奥兹并没有落入黑格尔悲剧美学的窠臼。他觉得，美国西部电影中的正义战胜邪恶，同样源于生活和人类的审美理想。越南人的抵抗美军入侵，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民权抗争，其冲突双方的好坏划分似乎比较容易。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实质上，冲突的双方，一方是狂热的穆斯林，即由伊朗和叙利亚怂恿的极端派，另一方是以色列、黎巴嫩、埃及、约旦和沙地阿拉伯等国的和平力量。奥兹反对以色列对西岸和沙加地区的占领和殖民。但他认为，在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道义上不能等量齐观。
奥兹的小说创作想象丰富。在《论想象》（Om Imagination）一文中，奥兹指出：国家往往是一种缺乏想象的必要的“邪恶”，只有作家才有想象。但奥兹的想象，并非乌托邦幻想。正像黑格尔强调美仅仅存在于心灵一样，奥兹认为，“冲突总是肇始并且结束于人的心灵之中，而不是在那些小山头上。”他归纳出文学中的两种悲剧结局，一种是莎士比亚式的在最后一幕陈尸舞台的结尾，另一种是契诃夫式的结尾。
这是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在论文集《爱和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的一段话。面对如此困境，在耶路撒冷一再被毁的耶和华圣殿废墟上垒起的“哭墙”，成了虔诚的犹太教徒倾诉悲情的最佳处所。
奥兹对于犹太人的困境和以巴冲突的悲剧性透视，根植于黑格尔研究希腊悲剧演绎的美学观。在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俄狄浦斯王身后的儿子波吕涅克斯为了与兄长争夺王位而串通外敌攻打自己的祖国，战死疆场。他们的妹妹安提戈涅违抗舅父、新国王不得埋葬“叛徒”尸体的命令，为哥哥收尸，触犯了国法，导致悲剧结局。黑格尔把这部作品视为悲剧的典范，认为其冲突的双方，一方代表尊重死者的“神律”，一方代表维护城邦的“国法”，各有其正义性，也有其片面性。用黑格尔的悲剧观来分析历史上和艺术中的所有悲剧，难免削足适履，但把它应用于某些悲剧情境却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