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码标价
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皇帝读后终有感悟，后来陈皇后重新得宠，赐司马相如百金。韩愈为名公巨卿作碑铭，有“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佳话。杜牧撰《韦丹江西遣爱碑》，得彩绢三百匹。惊讶吗？这仅仅是有价的，还有无价的呢，李煜皇帝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宋徽宗作《瑞鹤图》《听琴图》，你说给多少润笔合适？书画家的作品，文人们的词章，往往得福就得福于这没谱，同样倒霉也倒霉于这没谱。名家就是天价、自定价，而名不经传的就价格低卑，甚至无价，本来纸头还值几大毛，往上一写一画，结果连纸头都不值钱了。没有一个稳定的价格框架，润笔就是自娱、自嗨，画作和诗文的商业属性也会时有时无。王羲之牛吧，混得一般般时只能换鹅；苏东坡牛吧，落难时能换点羊肉就非常满足。这些历史巨人都这样，又何况平头百姓？所以齐白石也只能换点素菜，换菘，北方人叫大白菜。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和文人就比较干脆，干脆自插草标，明码标价，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海上画派几乎人人都有润笔。郑板桥就笔榜小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君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齐白石后来也学着郑板桥的样子，书就通知，张贴院墙，他的原文有点文绉绉，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绝不减价，最好付现金，不要送礼物，不要讨好和勾搭我老婆！
海上画派的吴昌硕标价是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四尺对联八两，而山水花卉是书法的三倍。这个价是1922年的价，当时二两银子可以换三块半袁大洋，一个袁大洋可以买30斤最好大米或10尺布。1926年张大千的价格是，丈二山水80块大洋，丈二花卉60块大洋。1927年徐悲鸿的订价是，油画胸像500大洋，半身像700大洋，全身像1000大洋，时年徐悲鸿只有32岁。当然，这些价格每个月能卖掉多少？最终的真实成交价是多少？只有他们本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在当时都过得比较富裕，就拿徐悲鸿来说，抗战期间，他是全中国捐款最多的一个画家，所以，徐在民国时期的美木界，在社会上就有很高的威望。
是人都要吃饭，没钱不行，钱也是生活质量的保证。说来也奇怪，三百六十行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相对稳定且被社会认可的价值架构，唯有书画家及少数与艺术相关的行业没有，又因为书画家、文人自视清高，羞于言钱，所以自己充满心智的劳动成果，经常会被别人白白拿走。要钱吧，好像开不了口；白拿走吧，心里又会不悦，甚至大不悦。
建国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拜金主义，取消了稿费制，一时间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书画家再敢提润笔。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稿费，并设定了一个相对标准的范围，但是，却没有为拿毛笔的人，拿画笔的人制定润笔额度。书画绝大多数依然是私人交易，物价局管不了，也没法管，只能是随嘴要，只能是看着给，合适买合适卖，有钱就多给，没钱就少给、不给。有人说拍卖公司不就是定价的地方吗？其实，拍卖公司的实质只是一个中介，本质上只负责抽头。拍卖公司定出的价，只能在拍卖时有效，和实际市场并不接轨。
（作者是中国作家）
润笔最好的时代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它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好，润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千多年就这么操作，一千多年后仍然这样，可能将来再过一千年还是这样。
关于润笔，隋朝的郑译就有一个不温柔的故事：皇帝杨坚令内史李德林写诏书，写好后送请宰相高颎审阅修改，正好郑译此时在高宰相的办公室里，郑译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大秘，于是高宰相一边笑着一边开着玩笑：这事交给你？郑译说：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战，何以润笔。意思就是：我是出外的地方官，这次因病回京，你让我干，不给点额外奖金？给点额外奖金，给多少合适？没谱！书画家写字画画，文人们作诗填词，从来就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框架。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润笔最好的时代，因为这两个朝代都重视文化且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润笔就发生在唐代。白居易与元稹有闻名历史的“元白之交”，很多人以为这著名的友谊，是因为他俩感情深且长年诗词往来，其实不仅仅是这样，而是他俩更有一个与润笔相关并轰动当时的故事。元稹请白居易写墓志铭，元给白的润笔有车马、绫帛、银鞍、玉带等等，总共价值七十六万金，这绝对是翘冠古今的天文数字，白推辞不掉，后来以元的名义全部捐给了香山寺，替元做了功德。在宋代，润笔之风也是愈演愈烈，大度慷慨，宋太宗就曾经下诏设立“润笔钱”，并把奖励的具体内容刻字立碑于舍人院。舍人院主要是指朝庭写公文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以皇帝的名义，亲自关心润笔的故事。元明清的润笔之风以及丰厚程度就远远不如唐宋，所以在中国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艺术家最好生活在唐代，书画家、文人最好生活在宋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