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任何一幅作品，哪怕它被冠上“写实”的名目，也一定多少带有抽象或写意的成分。陈有勇曾说：“写实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写实。”若要写实，摄影更加写实，但艺术是相通的，摄影作品的伟大，也并非仅仅由于写实。艺术一定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变形和升华，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的原创性。前辈抽象画家、评论家、策展人蔡荣恩是陈有勇的知音，对年轻的陈有勇多有帮助。当年他常去陈家交流艺术，一聊就到半夜还不舍离开。1983年，蔡荣恩先生撰文：“陈有勇深明‘寓多于少’之妙，整张白纸上，就那么一只鸟、一条细枝、一片叶子、一块石头，但却神情超逸、生趣盎然。”中国水墨的“减法”不容易做，很多画家到了晚年才越来越简。以陈有勇的年纪而言，把绘画的“减法”做得如此意味深长，实在令人佩服。
接下来的星期天即8月20日下午，陈夫人约了少瑜和我去某收藏家那里看画。这位收藏家慧眼识珠，收了不少陈有勇的水墨作品及部分油画。第一次面对四壁悬挂的陈有勇水墨花鸟及人物画，我只能用“震撼”一词，我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前世有积累”，否则，年纪轻轻达到这个境界，真是少有。陈有勇9岁随家人从海南岛过番来星。中学时期开始绘画，前后20年，他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时间大约只有十五六年，却留下大量水墨作品及少量油画、水彩、素描。
张荔英很疼他
8月15日我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专栏写了《记住陈有勇》一文，得到一些回响。陈有勇，这个消失了33年的名字再度引起书画爱好者的关注。
15日当天，蔡逸溪夫人杨少瑜转告我，陈有勇夫人看了文章打电话给她，愿意和我见面并带我去看陈有勇的画。实际上，我是几个月前才从少瑜口中知道陈有勇的，她希望我可以写写陈有勇，新加坡美术界应该记住这个人。我去国家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看了他一本薄薄的画册，第一印象是：有八大山人的嵚崎怪诞。仅仅通过印刷品就已经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了，我对他有强烈的感应，写他只有一个原因：看了他的画，实在“欢喜赞叹”！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陈有勇早年学西画，举办过油画展。陈夫人那天告诉我们，先驱画家张荔英很疼他，来他的画展为他捧场，迟迟不愿离开。张荔英“过尽千帆”，清高孤绝，不会轻易流露感情，想必陈有勇的才华一定打动了她。陈有勇在日记里写道：“张荔英代表李氏基金选购。画展时，张留在中华总商会展馆整半天，给画家很大的鼓励。”日记本上还画了一幅张荔英选购这幅画的草图，画名《新加坡河》。1974年5月25日至26日，陈有勇和陈重在中华总商会举办联合画展。张荔英就是在这次画展上代表李氏基金选购了陈有勇的油画《新加坡河》。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东陵购物中心里的画廊找陈文希等前辈画家聊天，汲取养分。陈夫人那天多次用了“疼”这个在新马一带经常使用的字眼，也即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欣赏。除了张荔英，她还说陈文希、叶之威、刘抗等都很疼他。可见，陈有勇的人品及画品之高。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一致称赞他不求名利、善良寡言、聪颖内秀。他对自然、对人生、对艺术有一颗无比敏感的心，因为敏感难免忧愁，长堤另一端的陈再藩先生转来陈有勇南洋大学同学的短信，回忆陈有勇和几位同学曾翘课去千佛山打发愁绪。“千佛山”，这个地名对我这样的新移民来说，犹如一头雾水。打听后才知，由于当年的直落布兰雅山坡上有座千佛寺，所以老华校生也把直落布兰雅山称为千佛山，现在千佛寺荡然无存，千佛山也就徒有虚名，成了历史名词。
尽管我觉得“他前世有积累”，但他的早逝构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他对中国水墨画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并初见成效。他立轴的构图具有颠覆性的创意，他对大写意的尝试，他在东西方绘画结合上的努力，都有自己的想法，并认真实践。如果老天再给他30年，他的成就一定可想而知。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早逝而无限放大他的成就，也不要因为他的早逝而忽略他的存在，新加坡美术史应该记住他。
陈有勇画鹰，一向为人称道。他生前撰有《从形象的超越性谈东方艺术家如何挽救当前艺术的危机》一文，其中写道：“吕纪（明代画家）的松鹰图，还相当注重其形象性，直到八大山人在鹰的眼眶里狠狠地点上一点，似乎才道破其中的奥妙。而近代丁衍庸的鹰却涵有一种矫然独立的气质，绝不是一般阿谀媚俗的画家所能够相提并论的。”八大山人（约1626－约1705）和丁衍庸（1902-1978），都是陈有勇追慕的画家。陈有勇的画风确实深受丁衍庸的影响。
陈夫人说，有勇心脏一直不好，这个病一定折磨了他，而他画起画来简直不顾身体，几乎一直伏案作画。陈有炳的文章，也提到他的病：“一次，大伙儿路上行，他突然在石椅上躺下，说是为了使胸骨松平。我们被他的调皮话引笑了。今天想来，那不是他体力不支之征吗？偶尔提他健康问题，他老说休息一会儿就好，甚少吐露详况。我们都忽略了他。”可见，他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不愿别人为他担忧，他默默承受了所有的病苦。
由于他英年早逝（1951-1984年），几乎被人遗忘，所见资料非常有限。写《记住陈有勇》之前，我有意请少瑜联系陈有勇夫人，约她谈谈，但陈夫人没有及时回复。我后来才知道，陈有勇的早逝，对她的“打击”之大，非一般人可以理解，她几乎对外“关闭”了所有陈有勇的信息，以坚强的毅力抚养两个儿子成人。她是矛盾的、敏感的、善良的：一方面她不允许别人甚至她自己触碰陈有勇，另一方面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她甚至想过“一把火把他的所有作品烧掉”。她实在太矛盾、太纠结、太痛苦。后来，她一心向佛，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几乎断了尘世俗缘。我相信佛菩萨给了她很大加持，帮助她渡过难关。为了陈有勇，她也应该一步步走出来。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受日本人物画影响？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陈有勇和陈有炳是好友，33年前，陈有炳在一篇悼念陈有勇的文章里记述：“来往一些日子，一天，他跑来和我谈论一个看来并不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有炳，你看老丁的画怎样？’当时我正在注意丁衍庸的画，出我意表之外，此时、此地，还有老丁的知音。此后，我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大概就是这个缘故。”看来，对丁衍庸的共同喜爱，加深了他俩的友情。陈夫人也告诉我，丁衍庸的一位学生在日本开画廊，曾给她来信，说看了陈有勇的画，觉得和他的老师丁衍庸神似。我南京的一位画家朋友看了陈有勇的几张人物画，觉得受到日本人物画的影响。这个看法倒是非常新颖。他人物画的日本源头应该通过关良衔接而来，关良是留学日本的，而陈有勇也十分推崇关良的人物画。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我个人对他戏曲人物画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他的花鸟。那天看到一幅京剧武生的人物画，画上题诗为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还有一幅《关公与童子》，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妙的是画面上不见主角刘备和诸葛亮，仅见红脸关公和童子，不过，我们似乎看到了延伸至画面外的景象和人物，给人无限遐想。他另一幅《贵妃出浴图》，及其他几幅人物画，从人物造型（短腿）、衣着（兜裆布）及肌肉，可以看出包含了一些东洋的人物画元素。
东方绘画在“形似”与“传神”，“写实”与“写意”两方面，前人多有论述与思考，陈有勇也在继续这个思考，他在文章中引用苏东坡的一首名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
（作者为本地作家）
唐朝画家边鸾精于写生，所画鸟雀栩栩如生，米芾也说“鸾画如生”。北宋画家赵昌，多作折枝花，生动传神，工笔中透露写意的韵致。故东坡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显然，陈有勇不满足形似，他一直追求变形和神韵，他笔下的鸟，和边鸾、吕纪不是一路，而靠近八大、丁衍庸。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