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的老台北》,特别读得津津有味的是这一篇:《我们的赌徒生涯》,张大春写了东丰街上的地下赌场。历史小说家高阳当时任职《联合报》主笔,住在台北东区。张大春与高阳“吃饭喝酒,还有不吃饭但是喝酒,以及喝酒又喝酒,也都是在东区。”张大春与高阳的交往,通常是高阳一个电话打来,一句话问他:“什么时候进城啊?”这就算邀约了,他的答复也总是:“现在出门。”

多年以后,张大春和高信疆在北京重逢忆当年,高信疆透露“赔进去一百多万,早就不敢再玩了。”张大春则说自己“偷偷算过一本账,我大概砸了二三十万进去。”最厉害的是劳思光,前后玩了两年,居然不输不赢,全身而退。他们的“结论”是,劳思光“毕竟是哲学家。”

在台湾作家张大春眼中,台北没有固定的时间坐标,其新作《我的老台北》收录了20篇散文,惦忆老台北的人与事,从中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台北的人文景观。

那年的麦田咖啡馆,往来的还有不少日后30年来台湾艺文界的红人:张艾嘉的《忙与盲》专辑是在这里谈出来的,女作家袁琼琼曾在那里“激烈争论现代女性生活与情感”,还有当时刚得了《时报小说》首奖,后来长期投身工人运动的吴永毅和张大春本人。

出入麦田咖啡馆的名人

有趣的是,张大春写道:“对我而言,最不计较的一个经验是潘越云的一首歌:《一片海洋》,几瓶啤酒下肚,我只写出开头两段,就得回营点名去了。只好用图钉把草稿钉在公告栏上,写明‘李宗盛收’。不知道多久以后,发现这首歌竟然已经问世,两段歌词,后面是一连串的‘啊!一片海洋’很好听——即使我的故事根本还没开始说呢。”

但郑问终究没有在《中时晚报》挨太久,而且“很可能是中时晚报第一个离职的员工”。离职的原因是:他不能为了一份养家的薪水而放弃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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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新书《我的老台北》书写他的前半生。(互联网)

读《我的老台北》,从张大春的个人回忆,可以读到七八十年代台北的人文景观,以及台北作为一座城市这些年的沧桑变化,例如在《麦田咖啡,安和路,还有那些刚起步的人》一文里,张大春写安和路上的麦田咖啡馆,当时的麦田咖啡馆有詹宏志、陈雨航、陈正益、吴正忠、李寿全、罗大佑、陈栩椿、王克捷、苏拾平等股东,这群人都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当时不过30出头,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报社,有的在唱片公司工作,他们有的是编辑、美工、音乐制作人,都没把麦田当正业来办。

张大春回忆当时的台北:“相较于整整七年前我离开高公麾下的昔日,进入80年代后期的台北有着明显的不同,人们浮躁地盯看着股市指数冲向台北的制高点,听着也说着财富重分配到别人口袋里的神话,而所谓‘台北神话’,正是我和高公约会的酒馆的名字。”

台湾作家张大春回忆前半生,出版新书《我的老台北》(新经典文化)。张大春在新作开宗明义说:“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就在那儿……”

《我的老台北》收20篇散文,张大春回忆他心目中老台北的人与事,写麦田咖啡馆,地下室赌场,辽宁街116巷的三轮车和公共电话亭旁,再春游泳池等,文章里有作者个人和家人,也有朋友和同事,以及曾经在台北这座城市生活的人。

“高阳拣了副相邻两个空位的机器坐下,指指他左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他则从香港衫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两张千元钞,让穿呢子坎肩的侍者给换了两篮代币,接着跟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张大春说:“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成为赌徒的第一个晚上。”

名人的“赌徒生涯”

更有趣的是,张大春又写 道,高信疆甚至还带了哲学家, 也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劳思光到他们共同的“洞天福地”成为 新战友。张大春形容:“劳思 光是个心思活泼、感知敏锐、 气质灵动的人。”劳思光告诉他: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吃角子老虎,也绝不碰什么坦克车水果盘,因为“那些赌戏没有格调。”

(《我的老台北》可在大众书局买到)

这篇文章引人入胜的是,张大春不但追忆了自己在高阳领路下,首次进入赌博电玩店,还记下当时另两个文化名人:媒体人高信疆与哲学家劳思光的“赌徒生涯”。他忆述了自己在一栋宏伟摩登的大酒店碧富邑,巧遇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看到高信疆正在一张看似茶几的电玩机台打水果盘。那一天,他告诉高信疆:我知道还有个地方也有水果盘可打,而且不会像碧富邑这样,过路的人人都看得见,也人人都认得清。于是高信疆在张大春带路下,迷上了高阳“发掘的这一方洞天福地”。

张大春写道:“我们四个彼此牵连的赌鬼在那一两年里(或许两三年间),渐渐地只是在场中擦身而过的时候微笑打招呼,居然成了点头之交。因为各顾各的,还就是不同赌盘赌具上的叮叮当当、铮铮琮琮和稀里哗啦而已。”

主持《中晚》文学副刊

文章回忆起当年办《中时晚报》的情形,包括如何游说名画家郑问协助打造版面美学,张大春写道:“郑问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设计版面。但是很快地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如果不是普通会画,而是那么会画,那么他一定也会搞版面。”

张大春也在《我的老台北》提及《中时晚报》初创的经过,那是1987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高信疆约他在当时开始号称“东区”的一家酒馆见面。见面第一句话,高信疆说:“我们来办一份报纸吧?”高信疆约张大春谈,是希望他能主持这份新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就是几个月以后问世的《中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