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殒落造就这部故事的开始，在体悟了悲欢喜乐之后，才明白自己也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围绕在这部书的不仅是浓烈的乡情，还有作家在面对人生转折时的自省、自处。1987年出生的杨富闵，是台湾俗称的七年级生，他自称为解严后的孩子。这一代在政治烟硝逐渐散去之后，因着社会转型与民主浪潮的推进，教育改革的试炼即在这一代发生。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杨富闵将故乡的一切看进眼眸，用最野的方式叙述曾文溪畔杨家乡亲的温柔。熟悉他作品的人不难看出他恋乡的程度，《花甲男孩》《解严后台湾囝仔心灵小史》（为阿嬷做傻事、我的妈妈欠栽培）等部作品皆环绕台南大内乡，占据着他书写的核心。而书名即透露了他的目标是要“说故事”，至于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则是他在这本书里不断尝试、探索的。
杨富闵从自身的故事说起，号召“大内杨先生十二位”轮番出演，除了向读者介绍台南的山水田景、庄稼农暇之外，也在时空的嫁接里寻找成长的启示。已然跳脱出单纯叙事的通则，他尝试在诙谐的基调中表现对事物的质疑与情绪化，以自剖的方式带出最真诚的人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从小最喜欢看的便是办丧礼的过程，甚至到邻居家观看，与生俱来对祭典、民俗的喜爱，却害怕独处时脑海中闪过的鬼怪、祖先。在《边界：一个人的试胆大会》里其中一段写得特别传神：“通往神明厅得经过小客厅，我和大哥的游戏间，从前我们在这里打红白机，大哥念国中后，没人跟我抢，而我爱玩不敢上楼，一个人时觉得音量太大吵到祖先，也觉得祂们都坐在我的旁边。我都叫二爷陪我到三楼的楼梯间，并交代不要跑掉，等我开机就绪，一切OK才放他走。老屋子客厅的日光灯有点秀逗了，有时五分钟才亮，有时根本不亮，我就吓得鬼吼鬼叫把二爷搁在旁边冲下楼。”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等人一步步将空间、地方与记忆的关系逐渐厘清之后，我们开始明白对地方的认同感源自真实动人的经验，尤其是幼年时期成长的地方能起到原初世界探索的作用。此书特设“地号”主题，记录了六个关于土地与记忆故事：花窑顶肩负务农与土葬的功能，大沟里有着黄仔、黑仔的狗魂，镇日在港仔游玩的暑假，曾祖父的垃圾场，河床边的土地变迁，最后回到残仔顶附近的生命纪念园区一站。与其说他要纪念的是残仔过去与未来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文字中重新查看书写的起点。这本书不断交换主客体间的视角，当你以为是小男孩天真无邪的软语，忽而又是旁观者的淡然，带着一丝冷静，交错的语境带出作者的执拗，既不舍过去的记忆随时间流逝，又在反复之中期待自己的成长。
杨富闵将故乡的一切看进眼眸，用最野的方式叙述曾文溪畔杨家乡亲的温柔。阅读《故事书》时，能轻易地进入作者所搭建的戏偶亭里，同感人物的悲伤与喜乐。
胆小的个性在经历曾祖母、祖父、阿嬷的葬礼后，从此理解生命无常的恒常，在文末他终于能独自站在昏暗的神明厅里，将过世的亲人看得更清楚，同时也把恐惧抛诸脑后。他表示这本书是一个节点、停顿，甚至是转运站，且必须要远离小说，往“游∕戏”的方向前进，他创造了一种说故事的方式，以独到的眼光诠释眼前的世界，这方式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但求在时间的流逝中留下些值得记忆的事件。阅读《故事书》时，能轻易地进入作者所搭建的戏偶亭里，同感人物的悲伤与喜乐，不论是发噱的片段、羞赧可爱的经历，甚至是隐藏在悲伤之后的微笑，都恰如其分地回到每个人成长的片刻。
“这本书有一个时间感在里头，就是21世纪的失散队伍。我记得许多当时经历过的90年代、民国80几年的时候，而当我跨越到21世纪时，我的21世纪是从杨家的大家长，曾祖母的丧礼开始的。”（杨富闵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