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和对于本地华文词汇，地名、历史掌故及民俗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取材日常生活事物，分为“我城篇”与“我语篇”两部分，“我语篇”26篇，谈的是本地词语文化，例如《从香港的大耳窿到新马的阿窿》《捉猴其实是捉鲎》《财副与总哺——闽人泛海下南洋的历史化石》《海南鸡饭是鸡吃的饭？肉骨茶是肉骨+茶?》《别带我去荷兰》《孤魂野鬼为什么被称为“好兄弟”》《大狗非狗，马打穿短裤的时阵》《咖啡的南洋印记》《烧芭烧出南洋词汇》《鸡婆的前身是牙婆》《多乎哉？加占布爹而已！》《从华人吃的文化谈到什么是吃蛇》等。
“我城篇”共11篇，主要为地方志，作者认为“地名其实是一部活的历史书，历史不只是宏大叙事，举足行止之地也能产生历史。地名的流失往往让我们的历史产生断层，也让我们的地方因为没有历史的积淀而显得人文色彩的苍白。”
又如《大坡、小坡没有坡》《有港无水：港脚和厝港的由来》《水仙门与水仙崇拜》《四排埔与锡克人》《芽笼永远灿烂》《洒水牛车带出牛车水》等文章，作者对这些地名、街名的来源与意思也都别有看法。有趣的是，对于大家不疑有他的“大坡小坡”，作者指出，本来应该是“大埠小埠”，但是由于早期的闽南移民大部分是文盲，“坡”与“埠”音很相近，不知其中差异，“取其方便，写成‘坡’是自然不过的事。”
在本书后记，林恩和也说：“我的书写恰恰就是那些已经被我们忘掉或忘不掉的传统；那些改变或尚未改变的生活习惯；那些消失或幸存的市井语言；那些已经改造或保留的旧街道，而这一切只能处于边缘，只能是民间……唯其民间，才能深刻体会飞快消失的记忆，也唯有这些传 统，这些生活习惯，这些市井语言，这些旧街道，构筑成我的城，我的语，令我念在，牵动着我的内心，唤起我去细细咀嚼品味。”
《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作者林恩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文史学者，多年来从事书店业，为长河书局创办人。但正如为本书写序的廖建裕教授所说，林恩和“具有科班出身的文史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治学态度”，也因为如此，本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1980年代以降，新加坡语言环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变化，导致本土方言逐渐流失，廖建裕教授认为，“从《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里，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丰富的文化史以及中华文化在南洋大环境中的变迁。”
在《从香港的大耳窿到新马的阿窿》一文，作者指出，从“大耳窿”派生的“阿窿”已经成为新马社会的独特社会用语。新马的英文（Singlish）和马来文也采用二字词“阿窿”拼写为Ah Long。马来文目前并已登堂入室正式收入马来文词典。
文史学者的研究方法
作为以方言为主的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逐步流失，心焚如火，深感不安。我是以一种保护濒危动物的心情去做这项工作，感之深，爱之切，不抢救则晚矣。
——《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作者林恩和
本书作者也认为，新加坡过去流行的民间称谓，其实很多也都来自印尼的闽南语，例如“老君”是华人民间对医生的称呼，即源自于印尼闽南语，从印尼语（马来语）Dukun（土医）转化而来。书中也提及一些目前已少人提及，却曾经风行一时的词汇，例如“总哺”“公班衙”“财副”“地牛”“亲丁”等词汇，又如“吃蛇”“怕输”“阿官”等也都出自闽南话，作者为我们娓娓讲述这些词汇的历史与来源。
谈起当年着手书写这一系列文史文章的原因，林恩和说，“有感于新加坡语言环境急速的变化，面目逐渐陌生，作为以方言为主的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逐步流失，心焚如火，深感不安，这本来就是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基础结构，眼端端看它就这么流失，这可是族群之本，文化之根。我是以一种保护濒危动物的心情去做这项工作，感之深，爱之切，不抢救则晚矣。”
地名是活的历史
在《从土库街到莱佛士坊》一文，作者就指出，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原来是叫做“土库街”，紧挨着它的“真者里”（Change Alley）则叫做“土库巷”。为何叫做“土库街”，“土库”这个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活鲜鲜的语言又是什么意思？作者有详细的解说。
忘掉及忘不掉的传统
本书也指出，为什么偷懒会叫做“吃蛇”（zia zua）？其实它和“蛇”并无瓜葛，“蛇”字原来是闽南语的zua，意思是动作的次数，相当于华语的“回”或“趟”。“吃蛇”原来是“偷吃”，闽南语的意思是暗地里少做一些工作。
源自闽南话的本地词汇
自1980年代以来，新加坡语言环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许多人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词汇，尤其是源自方言的本土语言正一点一点地流失，去年12月刚问世的《我城我语：新加坡地文志》，适时地为本土语言的这一遗憾做了抢救工作。
有意思的是，本书“我语篇”也包括了作者对源自闽南话的本地词汇的探索与理解，例如作者指出，“大粒”一词在闽南语里原本只有“大颗粒”和“个子高大”二义，由于发音接近而借用为马来语Tauliah的音译，其词义也因此而扩充，是旧词赋以新意的结果。作者也指出，“苦力”在新马一般写成“估俚”或“咕哩”，意思是指干粗重活的体力劳动者，作者对于这两个字从英文的Coolie，谈到淡米尔词汇Kuli及土耳其词汇Kole，意思是奴隶。结论是，Kole较接近Coolie之意。作者说：“我们南洋的华人在吸收这个词之后，把它写成‘估俚’，其贬义的色彩逐渐冲淡，在长期应用中，还派生出许多南洋华人特有的词汇，比如早期单身华工居住的宿舍就称为‘估俚间’，与人打工就叫做‘呷估俚’，薪金也叫做‘估俚工’等。”
因为本书的出现，廖建裕又说：“我突然觉得，新加坡不是文化贫瘠的城市国家；其实，她隐藏着丰富的宝藏，期待国人去挖掘。”
正如廖建裕教授所说：“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却看到了新加坡丰富的文化史以及中华文化 在南洋大环境中的变迁。在既短暂又漫长的时间河流中，华族文化与所在地的各种文化产生互动，逐渐地形成了颇为独特的新加坡华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