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归入东北作家群的李辉英，比林参天略长几岁，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都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就工作背景而言，林参天于上世纪20年代南下马来亚小学教书，长期担任吉隆坡华小校长；李辉英于1950年到香港定居，60年代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学府任教，他的背景比较接近学术。
另外，此书初稿在南洋商报连载时，作者的署名并非林莽，而是“方可”。“方可”就是“林莽”，《中国新文学廿年》后记有具体交代：“交给世界出版社的稿子，原署名林莽编著，副本寄交连士升先生时，一时心血来潮，竟改署了方可。方可和林莽原是我个人的两个笔名，但外人并不知道。现在单行本即将出版，为划一署名起见，自以改署方可为宜；偏巧书的封面早经制版印就，只待装订，如果废而不用，便替出版社白白添了一笔损失；有点过意不去；不解说一下，又怕有人误会出版社故弄玄虚，如此这般，在仍用原封面的原则下，我在这里就着两个不同笔名的使用经过加以说明，讲出来龙去脉，看来不是徒徒浪费笔墨的吧。”同一篇文稿，却用多个不同的署名发表所引起的混淆，又添一例。
我念大一时，《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必修科，老师开出的参考书单，有林莽的《中国新文学廿年》。当时到小坡书店猎书，在众多新文学史论著中，这本是比较“单薄”的一册，算是简史，百来页，价钱便宜，我阮囊羞涩，便选择买下它。带回家，翻阅一遍，囫囵吞枣，也没留意林莽是何许人。
无论如何，《中国新文学廿年》仍然与新加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林莽在后记中透露：“本书的初稿原系由连士升先生介绍，连载于南洋商报副刊商余版上的。”我到国家图书馆翻阅了南洋商报的显微影片，确定《中国新文学廿年》于1957年2月26日开始在南洋商报副刊《商余》连载，每期千余字，前后共58期，于是年5月6日刊登完毕。而该书的后记写于6月1日，单行本7月出版。
多年以后，偶然从资料中得知，林莽居然是马华作家林参天。林参天，新马前行辈作家。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是“创作与出版了本地第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浓烟》。
作者在该书后记里也说明，文稿连载期间，有人建议由南洋商报出版此书，但最终没有实现：“稿子连载期中，有几位热心读者写信给《商余》编者，希望全稿能够付印，列为‘南洋商报丛书’，真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南洋商报》并未和我谈及出版单行本事，那是别有原因的，因为介绍人早就知道这部稿子交给香港世界出版社付印了，发表在《商余》上的只是一个副本，既然如此，怎能还能收为‘南洋商报丛书’呢？”
本书出自林参天手笔
在华文写作界，不同作者使用相同笔名的现象屡见不鲜。把《中国新文学廿年》的作者林莽当成林参天，应该是个误会，原因不详。
1996年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出版、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第31页这样介绍李辉英：“原名李冬礼，又名李连萃，笔名：东篱……林莽”；第32页的李辉英“著作简目”中，列明“《中国新文学廿年》（论著）香港文学研究社 1969”是他的作品（我见过的两个不同封面版本，却都注明此书于1957年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
陈教授的陈述，点出林莽就是李辉英，并说明了此书与李辉英在大学的教学直接相关。
初稿连载《商报·商余》
把《中国新文学廿年》的作者林莽当成林参天，应该是个误会，原因不详。在华文写作界，不同作者使用相同笔名的现象屡见不鲜。1935年1月1日《星洲日报》新年特刊发表了一篇题为《1934年马来亚文坛一瞥》的文章，署名林莽。他是何许人，暂无可考。遇见笔名相同的情况，稍一不慎，就会张冠李戴。若被引用，便有了以讹传讹的可能。这类闪失，我也有过。
风云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12页写道：“林参天，一署林莽，原籍浙江……1927年南来……1972年11月6日病逝于吉隆坡……已出版的单行本有：长篇小说《浓烟》……《中国新文学廿年》等”；《南来作家研究资料》第133页介绍林参天时，说“他于1927年南来，用过的笔名为林莽”；《战前马华第一部长篇小说——论〈浓烟〉的多层面意义》一文也有“林参天先生，笔名“林莽”的说明。
旧情绵绵
中国陈平原教授在《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一文中说：“1970年东亚书局刊行了李辉英的《中国小说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两部学术著作都是根据其在中大的讲义改写的。前者被小说史家马幼垣批得一无是处，后者有《中国新文学廿年》打底，加之课堂上与学生教学相长，更何况此课程在香港属于草创性质，故学界评价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