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星期举行的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会议上，山东省长周乃翔发言时一再强调，当地各级政府将为前来投资的新加坡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与会新加坡企业代表告诉《联合早报》，济南、烟台和青岛政府都发出到当地考察的邀请，并安排专人对接跟进，“比往年热情得多”。
对数据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成为受新规冲击最大的领域。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02.3亿元人民币（1204.9亿新元），同比下降15%，降幅为各领域中最大。
印证市场担忧的，是3月以来多家外资企业及员工遭受的突击搜查和行动限制。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Mintz Group）、咨询公司贝恩（Bain）和凯盛融英（Capvision）、广告公司WPP旗下公司群邑等外企的在华办事处，接连受到有关当局突击搜查，多名员工被拘捕。美国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和日本券商野村的驻香港高管也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
若外资持续流出，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更长远的冲击。官方统计显示，虽然外企占中国企业总数比重不到3%，但创造了40％的对外贸易、超过16％的税收收入和近10％的城镇就业。官媒新华社称：“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已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指出，尽管疫情影响已经结束，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仍令人担忧，企业对新投资也趋于谨慎。被三年疫情重创的中小企业会员，一些已经停业，一些还在恢复元气，多数业者还没做好扩张准备。
多家在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接连撤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转负，令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承诺遭受质疑。是哪些因素冲击了外资信心？哪类企业最受影响？中国市场对外资还有多大吸引力？
一边是媒体接连曝光三家大型美国公司决定退出中国市场，包括基金管理巨头先锋领航（Vanguard）、民调巨头盖洛普（Gallup），以及商务软件思杰（Citrix）的母公司云计算软件集团（Cloud Software Group）。
分析师：若能稳住增长 中国就能继续吸引投资
这一系列行动的对象多是美国公司，今年来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也以美国公司为主。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在华美企最大的风险挑战。中国美国商会4月的调查显示，约27%受访者优先考虑把投资布局放在其他国家而非中国，远高于去年的6%。
另一方面，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议在旧金山时间星期三（11月15日）举行，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这场被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为迄今“最具建设性和具有成果”的讨论，令在华外企对中美关系回暖重拾信心。
此前，中国商务部10月公布的数据已经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8.4%。《华尔街日报》统计则显示，截至9月底，外企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外汇局的数据令市场更加担忧，这是不是外企大规模逃离中国的开始？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韩国、美国和日本是在华新设外企的主要来源地，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依然是外企投资热门目的地。浙江、广东、福建三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同比增长112.5%、41.4%和29.3%。
咨询公司泉汇研究（Plenum）合伙人陈龙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当前中国利率远低于全球多数地区，跨国公司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汇到其他国家，可以获得更高收益，“这是正常的财务操作”。
地方政府热情招商 要把外资“请进来”
今年7月生效的修订版《反间谍法》，扩大对间谍活动的定义范围，也未对禁止传输的“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信息”作出明确定义。这令部分外企高管担心，在中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和谈论的话题，都可能成为禁区。
“各位企业家这次来，在山东好好看一看，有任何想法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提供精准服务。”
中国商务部今年启动“投资中国年”活动，加速重启在三年疫情期间延缓的招商引资进程。包括山东省在内的多地政府，在“走出去”到海外参展招商的同时，也通过在当地举办推介会把外资“请进来”。
随着“外资逃离中国”论调甚嚣尘上，中国官方迅速调整相关政策。网信办9月28日发布《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出境情形豁免监管要求，并明确未被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的，无须申报出境安全评估。
与新版《反间谍法》同期推行的，还有愈发严苛的数据监管。6月1日生效的《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少过100万人的信息提供方，也必须与境外接收方签订标准合同，评估个人信息出境的目的和风险等内容，并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
另一方面，中国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对华投资情况的国际收支账户海外直接投资（FDI）总额在第三季录得负118亿美元（负159亿新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负值，显示流出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于流入。
在防疫封控和楼市走弱等因素冲击下，地方政府普遍面对财政吃紧、债台高筑的困境，吸引外资成为提振地方投资的重要抓手。但对与中国市场隔绝三年的外国企业来说，不明朗的经济前景，令他们做投资决定时更加犹豫。
时隔三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本月全面恢复线下举办。不过，这场宣示中国对外开放决心的展会，却被几条同期发生的新闻抢了热度。
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受访时说，日益增长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经营环境，促使欧洲企业重新评估在华投资和运营策略。企业不是在寻求退出，而是进一步本土化，并通过转移投资等方式，将中国与全球业务脱钩，以此建立运营韧性。
陈龙指出，加强数据监管符合全球趋势，但新规中还有诸多定义尚不明确，例如什么是重要数据，什么样的数据有违法风险等。“企业都希望规则能尽快明确和细化，以减少不确定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流出的最直接影响，是令本就走弱的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承压。由于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兴趣减弱，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来持续下滑，并在9月初一度跌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傅园龄预计，公司在华员工数量将在未来三年内翻一番，达到200人左右。他也看好这个市场未来发展潜力。“过去20年，我没看到另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高速发展；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少，但未来20年在基础建设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将领先全球。这为我们提供长期、巨大的机遇。”
陈龙指出，除了财务层面考量，过去两年疫情管控导致一些跨国公司没有新增投资项目，反映在今年的投资额上；企业为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把部分在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都是投资下降的可能原因。
但官方同时推行的另一些政策和行动，不仅引发市场对上述开放承诺的质疑，更令在华外企担心，中共决策层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已经高过吸引外资的需求。
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受访时分析，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势头不稳，对市场信心造成一定冲击。但比起短期数据，外企投资更关注长期前景。在制造业和新能源等领域，中国市场还是拥有显著优势，“如果能够稳住增长，就能继续吸引投资。”
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远低于官方目标后，北京今年一再向外企抛出橄榄枝。4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把吸引外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国务院8月又出台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24条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10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有24％的受访美企正考虑或已经开始将供应链移出中国，这一比率高于一年前的14％。欧洲中央银行11月6日发布的简报称，40%跨国公司预计在未来几年将生产迁移出中国。
益阁在2020年进入中国市场，如今集团业务超过90％都在中国。傅园龄说，虽然在中国经商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但这个庞大市场对外企仍极具吸引力。“否则为什么巴斯夫、拜耳这些大公司，就连被中国审查的美光（Micron），都要继续扩大对华投资？”
新加坡益阁（Eagle）新能源集团就是少数在疫情期间飞速扩张中国市场的企业之一。集团首席执行官傅园龄受访时披露，在中国政府对新能源的大力助推下，集团过去三年在华业务取得年均500％至1000％的高速增长。
反间谍法和数据管控冲击外企信心
但受影响的不只有服务业。中国欧盟商会时尚与皮具行动小组副主席王淼受访时披露，为符合数据跨境传输要求，他所在的皮具公司去年起在中国和欧洲分别设立数据中心，除了承担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开支，还要更换供应商和系统，并花费大量时间培训员工。“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对所有人都是沉重的负担。”
彦辞直言：“对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整体信心，已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会员企业正寻求投资于其他更具可预测性和可靠度的市场。”
政策调整带来转机
一名新加坡投行代表说，三年疫情打乱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趋势，也让许久没踏足中国的外企有“雾里看花”之感。公司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找寻疫后中国市场亮点，才能做出投资决定。
何迈可强调，信心对于经济和投资都很重要。 “我们的会员企业要问：我们是否受欢迎？我们会被公平对待吗？我们是否能争取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所有客户？媒体环境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友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更有可能迎来投资。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投资就会下降，企业也可能退出市场。”
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受访时坦言，会员企业对中国有着长期承诺，多数情况下仍然看到在华商机，“但几乎每个人都受对中美关系担忧的影响”。他补充，此前国际旅行受限，可能导致没有机会来到中国的美国总部人员对中国前景不那么乐观。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上月展开的调查，三分之一的受访会员企业指出，如果没有通过网信办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他们得花费数百万欧元（100万欧元约合146万新元）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另有11％的企业认为，相关费用可达数万亿欧元。
上海市上月举办疫情后首个线下召开的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共有12个国家的30名跨国企业高管出席。一名中东企业高管告诉《联合早报》，虽然主办方力邀公司总裁加入市咨会，但由于对中国投资信心不足，高层决定“等一年再说”。
欧盟商会将意见稿视为积极信号，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倾听企业关切，并愿意采取措施解决。商会呼吁对意见稿部分内容进行进一步明确，并尽快落地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