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本提到中国政府在2020年6月30日晚上实施《香港国安法》，当时因其他案件被香港警方没收护照的黄之锋，想仿效中国盲人异议人士陈光诚进入领事馆寻求庇护逃出中国。于是黄当天早上走进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面的圣约翰大厦（美国总领事馆的部分办公地点），与两名美国外交官见面。
早些年中美关系波谲云诡，特朗普政府强硬抵制中国，令香港激进派更加乐观，天真地认为美国会帮助他们，于是大声疾呼美国政府公然插手香港内政，甚至狂叫港独。这种无视现实的行为，只能以悲剧收场。
四年过去，许多民主派政治人物似乎仍未清醒。海外不少泛民媒体近日报道黄之锋沦为美国“弃子”的时候，有意无意避重就轻，重点报道华府曾考虑协助黄之锋经水路逃走，以突显美国政府为香港人努力不懈的付出。这种报道手法非常不负责任，只会继续误导一些欠缺思考能力的港人，以为美国把香港人的利益放在前列位置。
黄之锋过后再通过中间人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电邮，说自己面对“实实在在的危险，将成被捕的主要目标”。那时候华府正准备以“间谍活动”为由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若收容黄之锋，很可能遭北京报复而关闭。蓬佩奥与美国官员讨论后认为，不值得为黄之锋冒险，最后拒绝给予保护。
事实上，香港议题在美国外交领域只占微乎其微的位置。最近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今年言之凿凿向国会保证，不会邀请被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本周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岂料本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家超“亲自收到”美国邀请他出席峰会，但他因“日程安排的原因”未能出席，改由财政司司长代表出席。
稍为懂得外交语言的人，一看就知道美国向港府发邀请函，而李家超选择不出席，双方的做法是中美之间颇费心思的外交博弈，可在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前提下。让两国政府都可以体面有下台阶。讽刺的是，海外的港人组织还以为李家超不出席APEC，是自己的游说发挥了作用。
该书作者后来向一名有参与决定的美国官员询问，对方的回答可圈可点：“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摆在眼前，你会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在全球村的时代，学校经常教育学生要有世界公民意识；但现实中，世界仍是一个无秩序的国际政治体系。各国政府考虑国家利益时，首先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道德判断几乎没有任何位置。若认为国际社会讲究道德原则，就是很幼稚的理想主义。
黄之锋的遭遇，只是再次印证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在美国政府眼中，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美国利益，所谓个人利益就是黄之锋的利益。正如该书引述的美国官员所说，美国最终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放弃了黄之锋的利益，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日前，一些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宣布会在APEC期间举办一系列示威活动，并联同数十个人权组织去函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他在“拜习会”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黎智英、黄之锋等政治犯，以及撤销《香港国安法》。这些民主派组织似乎还活在自己幻想的空间，以为美国高度重视香港。
必须承认，无论香港的角色有多重要，都不宜高估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香港只是中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美港”实质上是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关系，中美关系位于核心，美港关系只是“中美港”之下的衍生物，深受它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都只会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出发。现阶段美国有意和中国缓和关系，更不会主动炒作香港议题。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经过四年的流离失所，至今仍然梦未醒，真令人摸不着头脑。
黄之锋向两人表明：“我不想离开，我想去美国领事馆。”由于圣约翰大厦的办公室与领事馆不同，不属于领事保护范围，结果黄之锋的诉求被美国领馆拒绝，只好悻悻然离开。
香港反修例风波发生至今已经四年，动乱期间的许多细节这几年陆陆续续呈现出来。两名美国记者日前出版一本新书，详细披露了香港众志创办人黄之锋当年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内幕。
香港九七年回归中国后，民主派阵营最大的错误，就是像黄之锋太过理想化。尤其“占中”之后，泛民主派分裂出一股本土激进分离势力，自恃有西方国家支持，可以不择手段去破坏现有秩序，挑战面前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