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目前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原因是，行政权力过大，在一些领域对法治造成消磨和干扰。

但经济放缓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对北京而言，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发展，让老百姓享受生活质量提升，这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在国际舞台上，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充满活力的市场也是中国持续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必要基础；是中美竞争中，中国形成自身优势不可或缺的一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周在一篇题为“为何中国经济无法修复”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曾是唯一以足够力度的刺激措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型经济体，有评论甚至认为，中国当时拯救了世界经济。之后的10年，每当遇到经济波动，中国都会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房地产市场，对抗各种关于经济灾难（calamity）的预测。

行政干预经济在中国并不新鲜，官方前几年以行政手段介入个别行业，对这些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对行政力量的随意性和难以抗拒性的认识，也在三年疫情中被强化。中国采取“清零”措施，行政手段发挥了强大作用，但行政权力过大，被过度甚至不正当地使用的问题也在疫情中凸显，很难不给社会心理留下创伤。尽管官方频频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但行政权力可随时决定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命运的阴影若挥之不去，这些信号终究难以转化成对未来的积极预期。

眼下的困境与外部环境不佳、地缘政治紧张、家庭财富因疫情缩水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和民众的信心至今无法恢复。官方这几个月来，也陆陆续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在刚过去的周末打出重振股市的“组合拳”，但这些政策仍无法充分说服市场，转化为能推动经济增长的信心。

这与疫情造成的影响有紧密关系。中国民众在疫情三年里，最初对中国式防疫高度信任和配合，到后期因为经历高压防控出现民意反弹，最终又在豪赌式的快速“过峰”闯关中经历生命与健康的大冒险。这个过程中，每个亲历跌宕起伏的人感受到的深深不确定感，很难在疫情后被快速抹去；戏剧化的防疫也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官方的公信力，带着政府在疫后重振经济的宣示一步步走入“塔西佗陷阱”。

文章认为，这个过程中，公共和私人债务增长，人们对房地产荣景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真的需要新基础设施的质疑上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这次陷入两难，他们不希望看到更多白象工程，或加剧房地产泡沫，但更理想的刺激措施又无法做得足够。

过去这段时间，经济超越地缘政治，成为国际舆论最关注的中国话题。在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糟糕的宏观数据、低迷的股市、危机四伏的房地产市场，近期频频见诸报端。

官方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意思要推出更大力度的强刺激，这相信与中国经济本身需要转型有关，中国确实不应为了追求短期的快速发展，不计债务杠杆、贫富差距、房地产泡沫等代价。

比媒体发出的警告更为极端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经济的研判。拜登本月10日在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上称，面对经济和人口问题的中国，是威胁全球其他地区的“定时炸弹”。

北京把以西方媒体为代表的国际舆论近期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视为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和认知战。中国官媒还形容，这是美国政界与媒体唱双簧操控舆论的常见套路。私下接触到的一些官员也不乏这样的表示：中国经济的风险被过度放大，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负面消息的大量报道，是要唱衰和做空中国，以此对中国发起阻击。

平心而论，“定时炸弹”说法有点危言耸听，当前的中国经济也远不到崩盘，但今年第二季以来，消费、投资、出口等各项宏观数据确实乏善可陈。

多年前在中国常驻的同事最近来北京度假，回到曾经住过的小区，最大的感受是北京人少了、比过去安静了，甚至有一种在欧洲国家的闲适感。连日来她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是不是真像外界说得那么糟？

今年中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疾呼，希望官方祭出强有力的振兴措施，因为只有极强的刺激才能扭转局面让信心谷底回升，然而考虑到资源局限和负面溢出效应，一出手就是4万亿元人民币（7500亿新元）的做法如今显然是不可行的。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根本上恢复信心，会是中国走出这个经济低迷周期必须解开的一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