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中国数十年来重要的航天合作伙伴，双方2021年签署了《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今年4月，中国也邀请委内瑞拉参与中俄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
中央佛罗里达大学航天政策专家汉德伯格（Roger Handberg）认为，欧洲空间局的退出对中国航天发展是个短期的挫折；若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停止使用，届时预计会有其他国家重新寻求和中国合作。
汉德伯格预计，中国空间站10年内将迎来外国航天员。但中国面对的难题是，支持较不发达的国家派航天员去中国空间站，付出的资源与精力是否值得。
去年底“天宫”成型后， 中国多次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表示欢迎。新华社今年2月报道称，中国将开始选拔国际的航天员，用中国的飞船上太空，一起联合开展科学实验等工作，已有多个国家提出飞行需求；但报道并未说明有哪些国家提出申请。
拥有先进航天技术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力争的合作伙伴。欧洲空间局在2015年与中国航天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意双方互派航天员参加训练，目标是从2022年起让欧洲航天员登上中国空间站。2017年德国和意大利就曾派航天员到烟台受训。
受访学者也认为，航天发展是中国建立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中美科技战升温的背景下，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天体物理学者麦克道尔（Jonathan McDowell）指出，航天发展有助于为中国树立“科技领导者”的角色。
2022年底，中国完成太空现有第二个空间站——“天宫”的在轨建造，实现了1992年定下的三步走目标，并正式进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中国航天发展30年内迅速完成“三步走”，但紧张的地缘政治形势，拖慢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步伐。受访学者分析，国际航天合作有助树立中国科技领导者的形象，但中俄的密切关系可能成为各国与中国航天合作的一道阻碍。
目前，中国把航天技术合作的视角转向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等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表明，中国愿同海合会国家在遥感和通信卫星、空间应用、航天基础设施、航天员选拔训练等领域开展合作。
不过，随着中西方关系过去过去五年螺旋式下滑，加上俄乌战争令欧洲对中俄关系提高戒备，欧洲空间局今年初已表明，不会把欧洲航天员送上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汉德伯格指出，根据俄乌战争的走势而定，中俄航天合作可能成为受争议的议题。对中国而言，俄罗斯能否继续成为有力的航天伙伴已成为未知数；中俄伙伴关系也可能成为各国与中国寻求航天合作时的一个考虑因素。
今年1月，香港航天科技公司、吉布提共和国政府与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三方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在吉布提共和国的奥博克地区合作开发建设一座国际商业太空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星期一（5月29日）在神舟十六号载人航天任务发布会上回应《联合早报》相关提问时重申，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有关筹备，并“十分期待并欢迎国外航天员参加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但他未就外国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提出明确的目标日期。
中国在发展自身航天技术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与外国的航天合作，寻求突破美国的围堵；这个趋势在2018年后尤为明显。五年一度的《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国际”这个单词出现超过60次。白皮书指出，2016年至2021年间，中国与19个国家和地区、四个国际组织，签署46项空间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中国未来五年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航天事业的了解。
汉伦研判，冷战后的新一轮航天竞赛已开跑，中国看到了在太空领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的机会。中国会继续推动与科技较不发达的国家的航天合作，由此彰显他们在航天领域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
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限制中美航天合作的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航天局接待中国官方的访问者。美国明确把中国拒于国际空间站门外后，中国加速推进航天领域的自主创新，中美航天领域的竞争迅速升温。
中国的航天发展目前已紧追美国，达到全球第二的水平。麦克道尔认为，中国与中东、非洲等地的航天合作对中国自身的航天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但有助推进其他国家的航天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可获得政治利益，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的科技发展中也会自然地看向中国。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航空航天法项目联合主任汉伦（Michelle Hanlon）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1967年各国签署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已强调国际太空合作，并表明太空探索和开发必须是基于所有国家的利益。从政治层面而论，和多国展开太空合作对中国有利，因为《外层空间条约》存在许多漏洞，例如它并未规范太空采矿等空间资源的使用。在国际社会陆续填补这些规则漏洞时，中国在太空领域拥有越多的政治伙伴，它对法律的解释就越有可能被各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