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为逃离中国教育的“内卷”和题海战术选择送孩子到泰国留学，让不少人以为，泰国留学生活很轻松，甚至实现真正的“躺平”，但受访家长都认为这种理解是个误区。
或许对这些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泰国留学只是“行在路上”的一部分，未来还有许多问号。但他们为逃离中国国内环境、拥抱世界而走出的这一步，是一个坚定的感叹号。
中国2021年7月出台“双减”政策，旨在通过减轻学生的课业与课外培训负担，缓解家长压力，但由于选拔机制并未改变，此举反而让不少家长更加焦虑。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学助理教授杨沛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中国中产家庭涌向泰国留学凸显出他们想要逃离国内教育体系的一种迫切感。
不过泰国留学之路并非没有挫折。成都妈妈刘媛说，原以为逃离了中国的内卷，到了泰国后却发现中国妈妈圈能人辈出，既能自学英文参加各种讲座，还能一日三餐百样菜不重复，让她倍感压力，甚至一度崩溃痛哭。
与陈静有相似想法的刘媛也说，中国教育形式单一，缺少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还可能抹杀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国内只有一根柱子，就是成绩，成绩不好，整个人生就坍塌掉了。”
受访的中国家长都坦言，未来不排除前往欧美继续深造，他们将根据自己和孩子的需要，在国际学校提供的美制、英制或IB（国际文凭）课程中作出相应选择，以便今后接轨。 不过，并非所有泰国留学家庭最终都选择“逃”，也有家庭回流中国。41岁的王涛曾在疫情期间带着5岁的孩子在清迈读书，但一年后就全家返回北京。
杰森就读的哈罗国际学校离曼谷市区约有40分钟车程，校区附近街道破落，路面崎岖，也没有像样的大型超市，但这里的房租随着中国家长的入住水涨船高，最近还一房难求。
与其他受访家长想法不同，王涛不仅更认可中国的基础教育，还相信中国未来发展空间更大。她担心孩子太小，在国外生活时间太长不仅会忘记母语，还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将来难以融入中国社会。
这篇报道中的受访家庭，在中国有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生意。他们曾搭乘中国经济腾飞的东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让他们在举家迁往异乡陪读时，还能继续保持着优雅和舒适的生活。
杨沛东说，中国最近几年出台“双减”等一系列比较极端的教育措施，侧面反映出当地教育已经“卷到不能再卷了”，所以只要有条件的家庭，就会考虑给孩子找另外一条出路。
清迈普林国际学校市场及招生总监菲赛（Tam Fawcett）告诉《联合早报》，去年以来大量中国家庭涌入，学校今年起设置了每个国籍不得超过40%的配额，目前中国学生人数基本已到顶。“即使如此，每天仍然有很多中国家长出现在学校门口，希望可以参观校园。”
牛亚凡说，中国中产家庭就个人而言在国内也有一定社会资源，生活可以比较滋润，但如果放眼下一代的教育，就会觉得“这个系统性问题我解决不了”，为了不要被这种教育裹挟，就会作出“逃”的选择。
以刘媛一家三口租住的约200平方尺两层别墅为例，每月租金已从之前的约1万8000泰铢（约700新元）涨至目前的约3万泰铢。临学校湖边的新建别墅社区月租则为15万泰铢，房源相当紧俏。
《联合早报》在清迈最热闹的宁曼路街头和餐馆观察发现，中国家庭往往是老少一大家子外出，从他们的谈话和着装看，像是长期旅居者。
刘媛说，杰森在中国读书时并不开心，还常常因为在教室外奔跑被扣分，但来到曼谷后，学校丰富的课程和体育活动让儿子每天盼着上学。“当孩子喜欢学校，你还会担心他学不好吗？这可能就是一个妈妈最想要看到的。”
一些中国留学家庭将泰国视为“进可攻退可守”的中转站，也有一些家庭将泰国当作下一步移民的跳板。受访学者指出，当这些家庭秉持的价值观与中国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出去”是他们会作出的一个自然选择。
陆曦分析说，以1970后、1980后为主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资讯获取渠道上相对更开放，知道外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当他们感觉生存空间被挤压，自然会觉得恐慌，也为下一代焦虑，就会想尽办法把小孩往外送。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向《联合早报》分析说，出国留学生低龄化的趋势恰好反映出是中国家长本身的价值观在主导，不是孩子不适应，而是家长在“用脚投票”。
据清迈大学校长奖学金国际项目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牛亚凡介绍，她在研究调查过程中接触到不少去年冒着疫情风险“说走就走，全家都走”的家庭，抱着“去了再说”的心态到清迈旅居。
陆曦对于中国家庭选择泰国国际学校并不感到惊讶，“泰国国际学校获得的认可度不比中国国际学校差”，而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其他地区的国际学校除了费用问题，也未必有足够的学额。
中国网络近两年时兴以英文“run”的谐音形容移民海外的“润”学。去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润”学再次爆红，不少前往泰国留学的中国家庭就是抱着“润”的想法。
五年前把孩子从深圳一所公立名校转到清迈国际学校的陈静解释，她想给孩子换一条赛道。在她看来，中国国内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评价体系是唯分数论，“孩子如果不擅长学术，不能考高分，人生就变成没有出路，但实际上人生是多样化的”。
刘媛说，孩子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而她带孩子出来要面临的挑战比在中国国内更多。为了能和学校更好地沟通，多年没有使用英文的刘媛在当地上课恶补英语。
清迈教育等花费更低引青睐
记者采访刘媛家庭当天，她的孩子杰森早上5时30分已起床，6时到学校上网球课一小时，之后洗澡吃饭，7时45分开始一天的课程。杰森下午也得上学校兴趣班，直至4时左右才放学。
据刘媛介绍，国际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各国妈妈常常需要准备家乡特色食物作为后援服务。她的一个朋友到泰国后整天忙着熬制奶茶等，甚至比以前上班还忙。
但她认为，这些压力是可以调适的，而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却是家长无能为力的。
陈静说，不少家庭在办理泰国留学的时候已经有移民欧美的打算。目前她已为儿子办理加拿大永久居留，并表示当年来泰国是把它视为一个中转过渡的地方。
曼谷哈罗国际学校副校长雷迪什（Michael Reddish）博士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随着冠病疫情缓解、边境开放，中国学生人数开始回弹至疫情前水平。
名校毕业的吴辰岑形容自己是在中国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三好学生”，但她认为，中国教育在某些方面比较滞后，不一定适合未来社会。而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的她担心，中国国内的压力和紧张环境会对亲子关系造成冲击。“就是电影院效应，第一排站起来了你怎么办？”
由于费用更低等因素，清迈更受中国家庭青睐，多个清迈国际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逼近40%。
学者：赴泰留学现象凸显中产图逃离国内教育体系
以曼谷哈罗国际学校为例，小学阶段学费每年为75万3900泰铢（约2万9200新元），位于上海的哈罗同级学费则约29万人民币（约5万6100新元），比曼谷贵近一倍。
“出去”的问号与感叹号
几年前辞去中国国内媒体工作的成都妈妈刘媛（化名，46岁）去年6月和先生带着11岁的儿子杰森到泰国国际学校读书。她直言，当时这个决定被亲朋好友质问“是不是疯了”，但在曼谷居住大半年后，她对当时的决定感到庆幸。
陈静说：“换一条赛道，但并不表示这一条赛道就非常轻松。”如果孩子不擅长学术，但在艺术或体育方面有发挥空间，孩子同样也必须在这个赛道和别人竞争。
不过，王涛并未放弃出国留学的想法，她表示等孩子上了初中再考虑出去。
根据专门研究国际学校市场趋势的教育咨询公司ISC Research提供的数据，泰国国际学校的中国学生整体入学率过去五年从2.1%上升至3.2%。泰国国际学校协会（ISA）数据显示，泰国目前采用英美教育体系的国际学校至少有128所；这些学校大多位于曼谷，其次在清迈。
刘媛感叹，出来陪读其实是离开舒适区，但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妈妈也在成长。
中国应试教育体制多年来一直被人诟病，由于衡量标准单一及上升通道狭窄，家长为了孩子能考出高分、力压群雄，不惜投入大量财力精力，导致“内卷”愈演愈烈。
近年越来越多中国中产级家庭将年幼孩子送到泰国的国际学校。去年冠病疫情缓和后，留泰的中国学生人数大反弹，清迈的国际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更达40%。是什么因素让中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到这个微笑之国留学？留泰之后，孩子会有怎样的未来？
总体来看，曼谷的国际学校学费比清迈更高，位于清迈的普林国际学校，同级学费仅为43万至53万泰铢。
尽管哈罗的中国学生比例目前仍维持在5%，但学校对外联络负责人阿丽琳（Anneleen Erlingen）透露，最近收到的中国家长询问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她几乎每周会收到中国中介寻求招生代理的邮件。
泰国留学不代表“躺平”
清迈留学中介“V游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最近三年到清迈就读小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明显，其中6岁至7岁、11岁至13岁年龄段在2021年年比增长约200%；8岁至9岁、13岁至16岁年龄段2022年年比增长超过200%。
曼谷哈罗国际学校对外联络负责人阿丽琳受访时也强调，该校日益增多的中国家长询问中，更多是针对低年龄段的儿童。
菲赛说，校方很感谢中国家长的浓厚兴趣，但学校须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源比例。
同样来自深圳的吴辰岑（35岁）告诉《联合早报》，她去年带3岁女儿到清迈读书时也被家人质疑：“为什么要从一个发达城市跑去一个连电线都裸露在外面的地方读书？”
像刘媛这样从中国一二线城市搬到泰国陪读的中产家庭还有很多，在国际学校周围甚至形成了“中国家长村”。
陈静说，到泰国后家长更没法“躺平”，泰国的生活环境跟中国差异大，很多事情在泰国需要家长亲力亲为，同时家长在社交和价值观层面也需要不断调整与学习，以与国际家庭接轨。
问起为何选择泰国，来自深圳的妈妈、也是“V游学”创始人之一的陈静（39岁）说，中国的国际学校普遍只接收外籍人员子女，成为许多中国孩子入读的障碍，而相比其他国家，泰国更容易让父母都获得陪读签证。“当然，费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