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认为，一旦有的地方封控10天以上仍出新病例，一定要从组织环节认真查找问题及时做出调整，“不能让人民群众为当局封控组织工作的不力埋单”。他此言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表态，另一个问法是：在防疫封控需要与人的行动自由之间，后者是否该享有最低保障标准？比如，能不能明确规定封控多久就算达到“极限”，就必须解除封控？
作为体制内的媒体人，胡锡进每次发言都是从理解与支持中央政府政策的立场出发，再针对防疫政策的执行面或官员做些婉转的批评。这都不是特别犀利，但在中国舆论和防疫一样呈“静默”状的环境下，也算罕见与难得了。
这个局面与奥密克戎病毒株强大的隐蔽性和传播力有关，导致去年封控一周或者10天就能基本控制的疫情，如今还能反复，一些地方于是不断延长封控时日。这也反映出好些问题：其一是原本有效封控的逻辑，要阻断奥密克戎的成本已陡增，防控思路需与时俱进才能跟得上病毒的变异速度。此外，如果一个社区封控了好几周甚至更长时间，病例仍无法清零，那是否代表封控能无限期执行下去？
中国今年头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0.4%和3.9%，全年增长肯定达不到政府年初定下的5.5%左右目标。高层内心的着急，外界大可不必怀疑。迹象显示，中央政府部门也想调整做法，例如，出台了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或者中共二十大前后高层开始出访与接待国外领导人来访，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在二十大闭幕后很快公布新措施，提出要便利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可见当局也感觉到必须放松限制，与外界重新接触的压力。
多次针对中国过严的防疫措施建言的著名媒体人、《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又发声了。本星期二（11月1日），胡锡进在微博批评一些城市惯性地对社区进行长时间封控，他指责把大量阴性市民长时间一刀切地封控在社区里，既不科学，又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副作用巨大，不可持续。
而他说的也是在理的。中国6月底出台的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就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7”（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七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3”（七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按理说，人们理应已经能够感受到防疫限制减少，活动空间更大。但是现实中，更多人的切身感受却是防疫持续严格，未必有“7+3”般简单美好。外商或游子要进入中国，一想到机票与隔离费、航班可能熔断、可能被封控等各种变数，就倍感压力。我身边也有认识的中国友人到新疆旅游，不巧到了暴发疫情的城市，结果被困当地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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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明言改变“动态清零”大方针的情况下，当局能做的是：让已经出台的文件落到实处，让专家再次活跃，允许各地探索调整措施。如果能对民众权利与官方行政权都做出明确界定，也能使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更有保障，甚至倒逼出更可持续的措施。
这不是胡锡进第一次针对封城问题发声。早在今年四五月，胡锡进就批评一些地方和官员光琢磨怎么“政治正确”，呼吁全国其他地方不要动辄搞一刀切的“全域静态管理”。
不过，现实景象与这些文件的导向不一致、甚至相反，中国犹如陷入一个走不出的严格防疫怪圈。如上所述，奥密克戎传播力太强大，稍放松它就乘虚而入，一旦传播开来又得封控。其次，各地政府的思维与水平不一，虽然有地方如河南与内蒙古自治区本周强调不能无差别、无休止地封控和限制，但更多地方政府仍对封控做法有所依赖。再者，过去一年来，由于政治与舆论压力，一些曾经活跃的医学专家，也很少发声了。
他当时狠批，全域静态管理是“粗暴挖动态清零的墙角”“是动态清零的高级黑”。他在8月又继续发声，强调要发展经济，人得流动起来恐怕是第一条，中国企业界、投资者、消费者显然信心都不足，提振全社会的信心是接下来的关键。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追求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然而，当封控长期化，看不到底线时，人们就会怀疑所谓的“平衡”“最小的代价”是如何定义，又是以什么方式体现？尤其当一些地方出现隔离车夺命意外或幼儿煤气中毒贻误救治等防疫乱象时，人们的观感是“失衡”，民众怨怼也将不断积累。
必须一提的是，中国若改变“动态清零”政策，它也将面对巨大的未知数。死亡人数会攀升到多高？由此引发的民怨政府能承受吗？严格防疫下出现了各种防疫乱象，开放后出现的乱象会少吗？要克服和承担这些未知，需要政治意志。最终，大家得等待高层表达越来越明确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严格防疫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