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关系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判，在新一代欧洲政治精英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的背景下，欧洲整体的决策行为结构发生了代际变化。
他举德国为例，阐述欧洲领导层年轻化的趋势。他留意到德国的领导层已经出现不少85后、甚至接近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联邦议会里，青年派的占比甚至已经接近一半。
崔洪建解释，对付小国不足以使得大国改变，此外小国的数量较多，“大家可能说中国欺软怕硬、欺小怕大”，这样下去对中国的外交形象没有任何好处。
姜锋提醒，按理说青年应该更加开放，但很多欧洲年轻人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根据西方媒体报道来建构。这一代年轻人成为政治家，就会给中国带来挑战，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同场论坛上，也分析了立陶宛事件和中欧关系等热点课题。
他说：“现在我们说话多了，说得是不是很合适另当别论，但是交朋友肯定是要靠说好话，而不是靠说狠话……温和中性的语言更有力量，更有可信度，也更有穿透力。”
张家栋昨天在《环球时报》年会围绕中国外交的论坛上分析中国外交形势时不讳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长期有个形象——中国人做事很行，说话不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为，中国可通过立陶宛事件检验外交上有哪些改进空间。
张家栋强调，中国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必须有战略耐心。他指出，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建立朋友圈，将近60年才完成转型，而中国才刚刚站起来，因此“交朋友不能急”。
他认为，中国在处理大国和小国关系的问题上应转变思维，“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不要想着我弄不了大的，我弄小的还不行吗？错了，你恰恰应该弄的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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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强硬的外交姿态，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认为，中国应以“干实事，少说话，说好话”的方式，应对越发复杂的外交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