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的说法，马上让我想起1631年一个卖马的英国商人霍布森的故事。当年，霍布森在马圈中养了许多类型的马匹，他豪迈地跟买家说：你想买什么马都可以，价钱一样，随便挑随便选。但问题是，马圈的出入口非常低矮，能牵出去的都是瘦小的马，那些高壮的马根本出不去。
众所周知，对律师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每分每秒都是非常宝贵。香港法庭记者采访法庭新闻时，最大苦恼是难以采访到律师。陈晓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传媒好友”，每次都有问必答，还主动帮助记者检索法例条文。他在法律界也是十分热心服务业界人士，若最终能爆冷胜出并不出奇。
其具体做法是：当局大力协调和鼓励建制派阵营不同人士出马参选，以挑选出最好的立法会议员。结果在选举提名期上周五结束后，当局一共接获154份提名表格，所有的90个议席都出现竞争。当中在占30席的功能组别，就有68人争夺30席，是香港九七回归以来首次在功能界别无人自动当选，竞争十分激烈。
对不少香港泛民支持者来说，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就是上述“霍布森选择效应”（Hobson Choice Effect）的翻版。表面上看，港人在本次选举中仍然有不同的参选人选择，但实际上想选举的人必须要经过审查才可以参加选举，真正“入闸”的几乎都是建制派人士，民主派选民基本上是别无选择。
结果买家们在马圈里面兜兜转转，在众多马匹里挑到了最好的马，自以为做了最好的选择，但其实从一开始，他所做的“选择”只不过是一种假选择而已。
以一向属于泛民主派囊中物的法律界别为例；在以往，建制派阵营只能派出一个代表和泛民候选人对决，很多人想参选也无法入场。今年就不一样，有两名建制派人士竞逐席位，分别是前香律师会会长林新强和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陈晓锋。
客观而言，北京这个做法无疑提高了今年立法会选举的可看性，有助提高投票率。但说到底，大部分选民最看重的还是参选人为民办实事的能力。建制派立法会参选人在未来一个月一定要提出更贴近民意的政纲，说服港人今年参选的马虽然都是瘦马，但能力一点也不比泛民那些壮马差，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更多选民的支持。
昨天我也见识了丁健华作为“鲶鱼”的厉害。有一位朋友向我投诉某家幼稚园倒闭后，许多家长为子女退学后未获全额赎回债券。我于是转介给丁健华，他二话不说，立即打电话跟进。这个小细节可以明显感受到做过区议员的人还是比较“接地气”。
姑且不说泛民朋友认为本届立法会选举是“假开明”选举的看法是对还是错，既然香港实施新的选举制度已成事实，现在还在不断地纠缠讨论这场选举的民主程度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是北京当局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中采取了“鲶鱼效应”策略，以应对“霍布森选择效应”衍生而来的“清一色”弊端。
香港再过一个多月就会举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可当地的选举气氛至今仍然相当冷清，近日走在街上很少看到有竞选的宣传活动，也没有什么人讨论选情。和民主派阵营的一些朋友聊起，他们都说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没有竞争”，所以一点投票的意愿也没有。
北京这次鼓励建制派不同的新面孔角逐立法会议席，对现有建制派势力的督促之意可谓呼之欲出。在沙丁鱼群中，做实事的“鲶鱼”不断地四处游动，沙丁鱼等旧有建制派势力的人士深怕被这个外来的掠食者吃掉，自然就会产生危机意识，努力冲刺，最后倖存地可以存活下来，不然就会被淘汱出局。
环顾五人的简历，前面四人都是现任或者退休校长，林日丰甚至是教育局的顾问，可说是建制派教育界的保守势力。反而丁健华是异类，他从事幼稚园教育，但又做过区议员。我刚好有朋友认识他，形容他很热心地区工作，无论大小事也跟进，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
不讳言地说，在旧的选举制度下，像陈晓锋和丁健华这些建制派的二线人物，几乎没有可能入闸参选立法会。能够参选功能组别的建制派人士，要么是有背景的商二代，要么就是某些财团代言人。这些人自恃稳操胜券，或者因为太过熟悉议会工作而产生怠惰，在议会里一事无成，令港人对北京更加反感。
表面上来看，林新强是资深的律师，业界经验丰富。而陈晓锋只是法律界的新丁，胜算并不高。但熟悉情况的人却不是这么看。
至于功能界别之下的教育组别议席长期由教协垄断，今年也迎来了首次没有教协的选举，出现五名建制派教育界人士争夺一席的局面，分别为津贴中学议会前主席林日丰、香港教联会副主席朱国强、特殊学校林泳施、小学校长文诗咏、香港幼稚园教育专业交流协会丁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