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京收紧进京管控措施，许多身在外地的北京人陷入了“返京死循环”，为此怨声载道。有人买了返程高铁票，却无法进站；有人订购回京高铁票，系统却显示“出票失败”；还有无法返京的人，被要求在当地隔离，原因是北京有中高风险区。
“人在囧途”的戏码也在我身边上演。一名来北京出差的新加坡朋友，刚在上海完成14天隔离和七天健康监测，看到北京官方“暂缓返京”的提示，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收拾行李冲到火车站，生怕受上海迪士尼疫情风波影响，晚一步就进不了京。
终于，在返京第16天，前后做了三次核酸检测，连家里的马桶也做了两次检测后，我的健康码变回了绿色。同事听我吐槽高压防疫却漏洞百出，开玩笑说：“就是演一场戏，你配合着演，别入戏太深。”
我很佩服疫情下的中国民众，他们有大局观，也有耐受力，一些人甚至认为，相比全国一盘棋的防疫，相比能顺利举办冬奥会，在国际上展现一个完美的国家，多做几次核酸检测算什么？在一个由国家力量牢牢掌控的社会中，很多人或许也只能无奈接受，即使要在网上吐吐苦水，也会小心翼翼。
据中国媒体报道，当地的网约车司机，平均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一名一岁多的男童，至今做了74次核酸检测；还有家长反映，两岁孩子看到医生就习惯性地张嘴，懂事得让人心酸。
居家隔离的头两天，我一度感叹，中国的社区积累了丰富经验，一切安排井然有序，但过了几天，就发现话说得太早了。
北京市政府昨天在一场发布会上，对人们被管控措施“误伤”道歉，并承诺提升管控精准度，畅通“误伤”人员救济渠道。及时的道歉和纠错，让舆论看到温度，总算平息了这场“返京死循环”风波。
社区要求足不出户，可放在家门口的垃圾连续数日无人收拾，只好自己“偷偷”拿到垃圾房丢弃。监控开关门的报警器掉落数日，一直没人理睬。返京第七天，社区竟要我自行前往住家1.5公里外的检测点做核酸检测。疑惑地询问，这会不会造成防疫漏洞？社区人员理直气壮：“这是医生的安排，我们询问过上级。”
冠病疫情去年在中国未受控时，中国各地发生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防疫乱象。今年10月中旬新一轮疫情暴发后，高压防疫政策重出江湖。几天前，两列开往北京的高铁因乘务员确认为冠病密接者被迫中断行程，数百名旅客就地隔离。在江西铅山县，因为一人确诊，全县的交通灯被调成“红灯”。
“返京死循环”的舆论发酵后，北京市政府昨天道歉了。
冠病病毒长期存在已是残酷的新现实，很多国家选择了与病毒共存，中国则继续采取“清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其与众不同的复杂性，星星之火的疫情很可能短期内呈指数级扩散，造成大量感染和死亡；在当前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环境下，不排除这还可能给中国招来外部的尖锐批评。
不过，我的经历与云南瑞丽民众的处境相比，都微不足道。这个西南边陲的中国小城自去年9月以来四度封城，人们被困其中，生产生活停滞，学生无法返校，检测、隔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选择的“清零”路线，让各地面对巨大压力，官员时不时因防疫疏漏被问责，谁都不敢轻易松懈。在瑞丽这样疫情输入压力大的边陲小城，或是要确保首都正常运转的北京，官员更是有充足理由，给防疫措施层层做加法，反复多次核酸、扩大隔离范围、延长隔离时间，再严的措施在“守好祖国的南大门”或“如期成功举办冬奥会”面前，似乎都有正当性。但这当中，有多少措施是专业的、科学的、必要的，有多少是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而采取的形式主义，有多少是近乎偏执的过度防疫？
是坚持“清零”，还是探索“共存”，中国得根据自身国情做出选择。而这过程中，基层防疫保持理性和温度，减少个体的麻烦与牺牲，以及社会因此产生的疲态与逆反，何尝不是大局？
我自己亲身体验居家隔离后，费解的防疫政策也变得更真切。上月17日，我从甘肃酒泉金塔县出差返京当天，陕西西安通报两例冠病病例，两人在确诊的几天前曾到过金塔县，我也因此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返京第14天，我连续接到自称是社区和警方人员来电，询问我最近是否离京、何时返京、进京后有没有做过核酸检测。原以为大数据监控无处不在，我竟成了漏网之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