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地，香港因为疫情而延长一年的本届立法会，很快就会在本月29日结束会期。与此同时，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也紧接着将于本月底开始接受报名。由于本年度会期的时间已经不多，立法会已决定在本周内加班开会，以便通过更多重要的法例草案。

直至去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违反《基本法》第104条为由，褫夺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杨岳桥等四名泛民议员的资格，继而引发泛民主派总辞，导致香港立法会在回归24年以来首次没有反对派。香港议会在过去大约一年的时间也出现罕见的宁静。

其次，议会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制衡和监察政府。自从立法会没有了反对派议员后，为政府出谋献策的重担就落在了建制派阵营身上。但不消说，建制派议员过去20多年的水平普遍令人失望。许多人不但没有监督政府的能力，甚至沦为“橡皮图章”。在过去一年，建制派表现依旧令人摇头叹息，外界对其举手机器的观感并没有明显改变。

更何况，泛民阵营也有不少爱国爱港的成员。港府把立法会内泛民议员“驱赶”之后，应该在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尽量地降低门槛，给予不同光谱的泛民人士参选，选出更多有管治才干的人进入立法会。只有这样，才能提升香港立法会的议政水平，促进香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平心而论，香港议会发展到没有反对派这个地步，泛民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北京本来给予泛民极大的发挥空间。可惜在过去10多年泛民阵营越趋激进，不少人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更屡次挑战中央底线，以致北京对泛民彻底失去信任，统统赶出议会。

以刚刚公佈的《施政报告》为例，港人普遍希望行政立法加强良性互动合作，同时立法会议员也可以推动、监督政府施政。可建制派议员反而轮流逢迎特首林郑月娥，甚少指出《施政报告》不足之处，令人大为失望。

今年以来，随着另一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被取消议员资格，泛民阵营在立法会几乎全数出局，立法会的工作效率也再进一步提升。根据记录，港府过去一年向立法会提交了39项法案，结果立法会通过了其中36项，数量是近20年来最多的。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议员皆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获得民意授权。港府将泛民议员拒之体制之外，令泛民支持者没有代表在体制中代其发言，其结果是香港的整体民意无法在议会如实反映。

然而，香港立法会的“清一色”毕竟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尤其是中央未来将以“惠民实利”的政策争取港人人心回归。在此过程中，香港立法会将致力于解决社会的民生和发展难题，需要议会有不同的声音和建议。

再进一步说，民主派支持者因为没有体制的渠道可以反映意见，他们日后的社会及政治参与也将变得更加碎片化，带来不可预测的隐患和危机。譬如去年10月1日，一名50岁男子在铜锣湾闹市用刀刺伤一名警员后，再自插胸口自杀。据分析，这起“个人独狼式本土恐袭”事件就是和死者不满政府施政、怨气没法子化解有关。

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回归后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但立法会与司法机构仍然可以相应地制衡行政权力。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政治斗争激烈，民主派就频频在立法会会议上“拉布”以制衡政府。港府推出的一些良好政策建议，往往因此无法立法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会通过的上述法案，很多都是重要的经济民生发展法案，包括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议案、引入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的条例草案。此外，财委会本月初也通过2000多亿港元（347亿新元）工务工程拨款，批准了中部水域填海研究、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项目的拨款等等。

最近和一些跑政治新闻的香港记者同行交流，大家都慨叹越来越难约访到泛民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们要么已经身陷牢中，要么是恐惧噤声，要么是心生无力感，不愿意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表意见。结果是社会表面上很和谐，但只有一种声音的现象并不健康。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约一年没有反对派声音后，表面上香港议会的拉布和无谓的政治争拗几近消失，社会氛围逐渐变好；可从政治管治的层面上来说，这不等于香港从此就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