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直至1997年回归前,都没有太大改变,香港一直是不同政团党派争夺的“舆论前哨阵地”。香港新闻自由长期以来相对宽松,成为150多年来一块特殊的“新闻绿洲”。
当年香港特首刚好是曾荫权,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七成。《苹果日报》不讳言,这段日子是反政府的低潮,报纸销量跌了不少。一位《苹果日报》高层说:“但我们仍会和中共斗争,看谁更长命。”
然而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管理层忽略了一点,北京可以容忍香港媒体反共,但前提是要尊重一国两制,不能脱离北京的管治。这也注定了港独势力在2014年“占中”壮大以后,《苹果日报》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特别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过后,当北京在香港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时,《苹果日报》便成为北京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遐迩贯珍》由西方宗教教育团体创办,每月一期,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所以该报刊每期印3000份,除了香港,也发行至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直到1856年停刊为止。
1997年回归中国后,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以往一样,不同政治理念光谱的传媒也继续百花齐放,形成左中右并存的局面。亲中的有《大公报》和《文汇报》,信奉西方理念的则有《信报》和《明报》等。
如今北京透过《香港国安法》整顿壹传媒集团,迫使《苹果日报》报社熄灯关门,自然是意料中事。《苹果日报》的停运,也意味着香港报业近200年来成功塑造的“舆论自由平台”特色,从此不再复见!
可以说,《遐迩贯珍》和《循环日报》正好反映了香港初期报业的两大特色。一是根据西方的新闻观,传媒应该是“依据事实报道新闻”,而早年的香港办报人却视媒体为论政喉舌。
我和《苹果日报》直接的接触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06年新加坡首份免费报纸《我报》创刊前,我陪同总部同事到《苹果日报》访问和交流。
《循环日报》与《遐迩贯珍》一样,其创办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王韬作为创办人,每天都会撰写一篇政治评论文章,内容主要是评议时局,鼓吹洋务,倡言变法自强,在中国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文人论政”先河。林语堂也因此推崇王韬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可说是一家令人又爱又恨的香港报纸,过去26年对香港以致两岸四地的传媒生态影响深远。由于创办人黎智英一直高调参与政治,该报上周迫于政治压力停刊后,有关传媒与政治之间应该保持什么关系的话题,连日来也引起许多人讨论。
二是香港虽然地方狭小,但由于靠近中国大陆,成为许多报章影响中国政治的一个平台。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势力皆希望通过香港媒体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苹果日报》高层如此乐观,因为回归后北京当局基于“一国两制”的缘故,保留了英国留下来的新闻自由传统,继续让香港媒体可以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苹果日报》虽然长年不为中共所喜,也成功逃避了当局扼杀。
当时《苹果日报》社长是知名文人董桥。对于远道而来的新加坡同行,董桥和《苹果日报》管理层非常热情,特地请我们留下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际,自然也谈到了《苹果日报》的前景。
香港报业史可以说始于1840年代,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前赴香港,办报弘扬教义,但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报章。直到1853年《遐迩贯珍》创刊,才是香港第一份以中文为主的报刊。
二战后,香港多种报刊相继复刊,继续保留了香港传统报章的办报特色。譬如,战后中国爆发内战,国共两党就在香港营办报刊进行舆论战,左派有《大公报》和《文汇报》,右派则有《香港时报》和《工商日报》。
到了1874年,香港终于出现了第一家由中国人独立经办的中文报纸,这就是由王韬及黄胜创办的《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也是中国报刊历史上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日报。
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以政治挂帅,其实也是延续了香港报业的传统特色。唯一不同的是,该报对政治的介入程度更高,包括旗帜鲜明的反共,经常直接公开号召港人上街,参加反对北京及港府的抗争活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