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今年恰好也变成了香港建制派和泛民各自扎辫的“小姑娘”。若将两边阵营围绕“五四”的话语竞争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的话，双方都想在这场交响乐中“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数千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权益。学生队伍游行期间，不但“火烧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官邸），更像暴民一样，用铁棍把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至昏死。当时不少人对学生行动拍手称快，但也有声音批评群众运动抗争过于暴力。
相比建制派高调纪念五四运动，泛民阵营今年在《香港国安法》震慑下低调多了，只能发表擦边球式文章讽刺当局。比如，黄丝传媒人曾志豪在报章撰文指其中一个五四精神就是“爱国反抗无罪”。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有权过问也有能力改变，“但恰恰这些价值，却是当今政权最为忌惮之事。”
从建制派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时期，在主权不独立，国家不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青年积极推动国家进步，展示出积极的爱国精神。在近年香港年轻人日渐“去中国化”之际，宣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之火，正好让香港年轻一代重拾中国人的身份。
但在当前的香港，当局“消费”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似乎显得与潮流格格不入。今时今日的港青，许多人都自认要有世界公民的文化和胸襟，要从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忠心论走出来。当局强行推动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并由一群唯利是图的“爱国”青年团体呼吁港青重拾五四运动的初心，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会出现反效果。
被视为反修例运动“军师”的前香港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也不约而同地在媒体发表评论，声言“香港的纪念五四，实际就是五四精神的丧礼。”他形容，曾经何时，香港这片土地是最接近五四先贤所提倡的启蒙社会，在英治下建立了自由、理性、宽容的精神面貌；但今天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逐步摧毁。
按照中国喜庆活动“五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的传统习惯，今年香港的“五四”青年节本来不需要大肆纪念。但建制派阵营上星期二仍然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如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升旗典礼；香港电台首次举办“‘世纪长征’五四升旗礼”，由12队青少年制服团体参与步操，并进行升旗礼。
当然，这不等于在香港谈论“五四运动”就没有意义。经历前年反修例风波一役后，若能客观呈现和叙述当年五四运动的一些细节，确实可以给港人尤其是港青带来一定的启示。
香港回归23年来，政局持续动荡不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法律制度依然完善，在法治范畴的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虽说群众的示威运动是法律上应有的权利，但即使是出于关爱社会的行为，也不能逾越法律界限，更不用说以追求民主为由去伤人和扰乱治安。梁漱溟当年的言论，放在百年后的香港示威运动依然掷地有声，值得香港年轻一代深思。
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就属于后者。梁漱溟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也坚持法律至上的宪政精神，反对爱国学生的暴力。他在《国民公报》发文说道：“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
不过要说较有新意的，则不得不提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共11座城市在疫情的阴霾下，当天联合举办了一场青年快闪活动。在香港，一众港青在金紫荆广场、维港、培侨中学等不同地方，用快闪的方式同唱《我和我的祖国》。央视新闻联播特地花了数分钟报道该活动，足见北京当局也十分重视香港的青年国民教育工作。
可以说，在爱国主义激荡的五四运动中，梁漱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赞同学以爱国公义牺牲法律秩序，实属难能可贵。
自2010年以来，香港的社会运动愈演愈烈，其中年轻人更成为社运先锋。随着反修例运动在去年下半年渐渐偃旗息鼓，如何平息青年的怨气，已成为港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周二的五四运动102周年纪念日，也因此显得与以往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