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无人机发展的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对本报说，无人机“黑飞”已由过去多发于专业领域转向航拍、娱乐等消费类领域。
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大城市都遭无人机扰航。大量无证驾驶员及玩家改装机型，多种因素导致无人机频频威胁飞安，也对公共安全造成隐患。
为严防无人机侵袭，北京在举办重大活动期间，都会专门出台严格措施管制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低慢小”（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航空器。
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王志清近日在无人机整治会议中坦承，无人机监管面临管理制度缺失、运行管控难、查证处置难等重大挑战。
无人机爆发式增长，大量无证驾驶员，再加上一些玩家自行改装机型，多种因素叠加，频频威胁到民航飞行安全的同时，对公共安全的隐患也日益凸显。
华北空管局副局长：
中国多地机场近期爆出无人机扰航事件。数架民航班机被逼停，航班大面积延误。无人机违飞已成为恶劣天气、空域活动之外，又一造成航班延误的“空中杀手”。中国民航局下令自6月1日起对无人机进行实名管制。
无人机频频扰航的背后是近两年中国无人机市场井喷的现状。由于科技应用的快速推广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无人机市场规模，尤其是消费类无人机呈现爆发式增长。
技术是一方面原因，相关法律的缺失以及现有法律法规难以落地，也是造成无人机频频闯祸的主因。
无法遏制无人机“黑飞”现象
大学教师杨忠宁（40岁）过去五年间一直借助无人机拍摄各种地貌景观。去年他花了9700元参加无人机驾驶培训班，拿到了飞行驾照，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不仅学习拍摄技巧，也了解到哪些地方无人机可以去拍，哪些地方禁止拍摄。”
对于大多数无人机发烧友来说，像他这样“持证上岗”的并不多。中国民用无人机领航企业大疆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仅大疆一家生产的无人机在中国国内的保有量就超过50万架，而民航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持有人仅约为1万4000人。
除了北京，四川、重庆、武汉等地也都纷纷出台“史上最严禁飞令”，其中四川禁飞令被网民吐槽过于严厉，“不分高度‘一刀切’”。
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大城市都遭遇过无人机侵袭。尤其是今年5月12日，重庆国际机场就有58个航班被迫取消，67架次航班延误，6000旅客滞留候机楼。而在4月份，成都机场接连出现三起无人机扰航事件，其中一起造成55个航班不能正常起降，有两起事件被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立案侦查。
互联网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中国无人机行业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约为8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6亿新元），到2025年将增至750亿元，其中农林植保的市场规模约为200亿元，最热门的航拍或将达到300亿元。
张起淮认为，无人机实行实名制可以起到事前预防以及事后侦查取证的作用，而要实现无人机有效监管，完善行业立法、明确研发和生产企业的责任等也迫在眉睫。
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不落地，使用者、拥有者无法直接便利获批飞行许可，也造成了“批还不如不批，抓着了再说”的尴尬现状。
监管存在技术与设备难题
官方三令五申加强对无人机的监管并没有遏制住层出不穷的无人机“黑飞”现象（未经军民空管部门批准的飞行）。
蓬勃兴起的无人机产业中，消费类无人机更是由极客们追捧的高科技稀罕物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消费品。在淘宝、京东等购物网站上，从千元入门级到数十万元的各类无人机应有尽有。
中国华北空管局副局长颜晓东向《中国青年报》解释，无人机预防监管存在技术与设备上的难题：空管部门缺乏对无人机监管的系统设备，无人机多靠飞行员肉眼发现。另外，民用、运输航空器机动性能最差的阶段是在起飞、落地百米高度，飞行速度和运行高度越低，越不具备临时避让功能，受到干扰时只能被动延误甚至返航。
官方三令五申加强监管
张起淮指出，目前刑法中没有“黑飞”罪，更没有无人机“黑飞”罪，“只能用过失，违反公共安全罪罪名，非常泛泛和笼统，落实到无人机上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在量刑、定罪、定性上都会存在巨大的障碍。”他说，法律依据的缺失也造成法官“要不就不判，要不一判就过重，不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