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沉潜十年，登琨艳重出江湖，果然身手不凡。他选择把苏州河畔当年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留下的一个旧仓库改造成工作室，尽可能地保留仓库古旧的原貌：地板和立柱裸露着粗糙的木纹，墙上陈年的白灰遮不住砖缝的裂缝，通风的小百叶窗被换成透亮的落地玻璃。改造完的工作室显得既古朴又前卫。登琨艳赋予老建筑新生命，引领一批批艺术家纷至沓来，租下苏州河畔大大小小的旧仓库改造成工作室，成功地阻止当局把这一带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拆除，使之成为上海的创意产业基地。他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奖”，且是因“工业建筑保护再生”而获奖的全球第一人。
多年没有登琨艳的消息了，想来他应该是正在游荡路上。南怀瑾去世前那几年，我们一起在苏州的太湖大学堂静修。他很用功，每天下午准时到禅堂打坐，晚上在饭堂听怀师讲经说法，隔三岔五还可以听到他文采飞扬的修行报告。几年下来，登琨艳确实已非同一般，每隔三天才吃一餐饭，人却格外精神，双目炯炯有神，戴了几十年的近视眼镜也脱下了。他放弃了上海的建筑师事务所，在庙港的村子里租地筑屋，像是打算长住的样子。可我知道，他那颗游荡的心并没有在此安定下来，只是想要亲近南怀瑾罢了。没有了怀师，他肯定又将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出走台北到上海落脚
此后，登琨艳经常推荐我去欣赏他的新作品。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坐落在乌鲁木齐路的酒吧餐厅——三千院。这座规模不大的建筑非常精致，玻璃和粗砺的木柱结构，轻盈与凝重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玻璃外墙简洁通透，与室外的空间融为一体。登琨艳说，这样的设计旨在阅读上海的老房子。坐在室内，环顾四周，古色古香的老房子，优雅的街景，行色匆匆的行人，就像在欣赏一幅幅动人的街头小品。
几个月后，登琨艳果然来到太湖大学堂。怀师劝他放下红尘俗事，在此地静修。他二话不说就搬了进来。后来才知道那个滨江创意产业园区的事弄得他很烦。他接受不了某些“潜规则”，在金钱上没法合人心意，于是遭到无理排斥。既然如此，还不如再次急流勇退、潜声匿迹。从此登琨艳和我开始了朝夕相处的修行生活。其实，他仍然还没有完全放下滚滚红尘，时不时会溜出去游荡几天。或是接受印度某大学的邀请去讲佛教；或是到日本京都去考察古庙；或是回台北大学去指导他的博士研究生。他曾经想去江西贫困山区给穷孩子办职业学校，也去过河南登封策划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区。可是美好的愿望最后每每落空，人们要的只是用他的名人效应换取商业利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欣赏登琨艳的奇思妙想。最近，他的心愿是发掘修复尼泊尔一处阿育王时代佛舍利塔遗迹。但愿这次他的希望能够实现。登琨艳终生未娶。这个孤行客的人生，就是一个永远在追求梦想的旅程。
台湾著名建筑师、舞台设计师、装置艺术家。曾游历欧洲多个城市，出版摄影文学评论书刊。1990年在上海落地生根，因改建仓库为工作室，引起当地其他艺术工作者仿效，为保留历史建筑做出贡献。
说来还是我把这位传奇人物带进这个江湖的。在认识登琨艳之前就听说过很多他的故事。学农出身的登琨艳，跨行追随台湾建筑大师汉宝德数十年。1980年代初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以“旧情绵绵咖啡馆”和“现代启示录啤酒屋”一炮而红，被誉为台北最具特色与创意的建筑，揭开台湾后现代的都市生活空间革命。在设计的领域里，建筑一向予人厚重、呆板、迟缓的感觉，几乎盖起来了就成为永久建筑。登琨艳颠覆了传统建筑，将建筑和室内设计、文学艺术融于一炉，设计出一系列临时性的“实验建筑”。他以“蜉蝣”飘泊、短暂的生命比喻这些作品，称其为“蜉蝣建筑”系列。他的作品常掺和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有对过去的记忆留恋，也有憧憬未来的大胆实验。一时间，登琨艳成为台北最前卫的流行象征之一，台湾建筑界的传奇人物。
2002年前后，南怀瑾打算在吴江庙港镇购地筑屋，要找建筑师，我把登琨艳推荐给他。尽管怀师最后没有让他设计，但很欣赏他的才华和毅力，还饶有兴味地爬上了登琨艳住的阁楼观赏黄浦江的景色。2008年夏，我开始在太湖大学堂常住，路经上海时去拜访登琨艳。此时，他已无奈地被挤出了苏州河畔，接受杨浦区政府的邀请，担任黄浦江畔旧工业区改建工程的顾问。登琨艳赔上自己数千万元的积蓄，将位于杨树浦路2218号的一片老厂房改建成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带着一班学生，将老厂房岁月累积的附着物一点点去除，如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石棉瓦的茅坑。然后，又从旧区拆迁工地搜罗来青砖瓦片，甚至把石库门的整扇大门，填进老厂房的钢筋铁骨里。这里建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那里养上几尾锦鲤；老樟树下摆上几张藤椅，屋子里传出如泣如诉的印度音乐。多家文化企业、艺术工作室和餐厅已经进驻，一切皆已初具规模，登琨艳踌躇满志。我告诉他准备去怀师那里静修。他说，过一阵会来看怀师和我。
改造上海老房子
我被他的故事所吸引，在好友高信疆的介绍下认识了登琨艳。第一面的印象，此人温文儒雅，但又自视甚高；混迹红尘，但内心有隐逸的气质；追求时尚，但骨子里却是个地道的传统文人。坐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聊起天来。午后时分，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奇妙的光影在空间里追逐，空旷的仓库内回荡着歌剧女伶幽幻的歌声。登琨艳指着窗外苏州河对岸林立的华厦说：“当初那些都不存在。这十年来，上海的变化着实惊人。”听他一口一个“我们上海如何如何”，我忍不住提醒他：“我才是上海人呢。”他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话：“噢，我是新上海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新上海人”这个名词。
另一处是打浦路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原本开发商是要建一幢小区会所。自称“张迷”的登琨艳说服他改变了主意。整座建筑呈白色，俯视是个“孕”字，孕字的顶端是个蛋形的屋顶，具象地说明张爱玲是孕育海派文化的蛋。室外空间一半种竹子，一半是法国梧桐，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交融。围墙以透明的玻璃制成，游走在竹林之间。玻璃围墙上喷绘着张爱玲手迹。作家离不开文字，文字离不开纸。纸便成了塑造整座纪念馆的素材：或是一张随意飘扬的稿纸，飘到屋顶变作采光的天窗；或是一张揉掉的稿纸，挂在树上便是避雨天棚，象征意味中含有实用功能。登琨艳充分发挥了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完成了他对上海历史文化的一次解读。
登琨艳（1951-）
然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登琨艳忽然出走，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到欧洲、美国和印度流浪。1990年，他的脚步在上海停留下来。“初到上海时，她还在沉睡。”登琨艳如是说。外滩那恢弘的西式建筑群原封不动地矗立在江边，淮海路花园洋房前的法国梧桐依旧青绿，南京路的电车不急不缓地驶过街头。灰蒙蒙的上海是那样宁静。厌烦了台北光怪陆离的生活和被媒体追逐的盛名，实际上却又没有施展机会的登琨艳，选择了上海作为他安顿、思考的落脚地。他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一栋旧公寓的顶层阁楼住了下来。打开窗户可以尽览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和浦东现代景观的绚烂夜景。“背景音乐”是黄浦江上声声汽笛长鸣。室内昏黄的灯光映照在拱形的屋顶上，形成一种包裹感，空间既开阔又温暖。闲来一杯红酒，一部《庄子》，登琨艳悠然自在。或者骑着自行车穿越上海的大街小巷，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要求进去参观。江南“破陋的老镇”、过街骑楼、朱雕门楼和水乡古宅都令他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