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学是工薪阶层的文学
辻井乔在《司马辽太郎备忘录》中专门辟有“工薪阶层的文学”一节，详尽分析了司马文学与读者群的关系。他认为，司马文学主要是写给白领阶层的，而那些蓝领工人，还有在农村耕田的人，司马并没有视为自己作品的读者。
司马文学的魅力
2023年是司马辽太郎诞辰100周年，虽然日本的四大文学杂志《新潮》《文学界》《群像》《昴》尚未刊登一篇有关司马文学的文章，但6月7日停刊的百年杂志《周刊朝日》宣布，有关司马的不定期杂志《司马辽太郎》，今后仍将继续出版。司马晚年放弃小说创作，专注于散文随笔的写作，特别是投入巨大精力撰写系列历史随笔《走在街道上》（1971-1996，共43卷），每一卷的诞生，《周刊朝日》都全力合作，派出数人随司马赴各地各国采访，堪称是杂志的一大工程。
司马的经历和思想
再回到司马辽太郎。辻井写道：“司马辽太郎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吗？”他认为，司马本人无意划分小说、散文随笔和社会及历史评论的界限，对他来说，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甚至是社会及历史的评论，都在自己的文学范畴之内。
辻井还说：“对司马的‘散文随笔和社会历史评论都是文学中的一大领域’这一主张，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按照辻井的观察，喜欢司马的人对其作品是全盘肯定，而把司马作品看作是娱乐作品的人，则不承认其文学价值。对于后者，辻井说，《坂本龙马》的发行量是两千几百万，《坡上的云》是1900万；对拥有如此庞大数量读者群的作家，不承认其文学价值，实在欠妥吧？！
司马行文平易流畅，而且非常注意避免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表达方式。辻井分析，司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与他多年的记者生涯不无关系。他还肯定地说，司马的文体是新闻报道的文体，因而易读。
辻井分析，司马在撰写该文时，内心肯定是有一种厌恶感和不自觉的反抗心理，具体说，是对二战时“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发动战争的军阀”，以及“容忍了军阀的专横的天皇”的一种厌恶。
不仅是后记，司马还常常在作品中以“题外话”的形式谈一些自己的感想。对此，著名作家池泽夏树说，司马打断登场人物的对话，自己说个不停。辻井认为，司马的这一创作手法，并不是任何作家都可模仿的，但从让小说世界更接近读者这一角度考虑，现代文学的作家们似乎也可以尝试这一手法。辻井大胆推测，对自己作品的读者，司马不喜欢他们埋头去读，进入一种兴奋状态。从读者的角度看，插入题外话，或许会让他们的兴奋冷却，但司马的想法是：别那么全身心地去阅读，对我想告诉你们的内容，你们也要冷静地思考。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他在政治上是正统保皇派，他的所有同情，都在处于必将灭亡这一命运的阶级一边。”但是，恩格斯同时也指出，巴尔扎克“看到了自己寄予同情的那个阶级没落的必然性，因而把他们描写成了不值得有更好命运的人们，而且，他看到了当时只能从那个阶级的人们中看到的具有现实性的未来的人们”。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最大胜利，他远离了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是伟大的作家。
1996年2月司马辽太郎逝世后，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国民作家”。已故诗人、作家辻井乔在《司马辽太郎备忘录》一书中指出，关于“国民作家”这一概念，在文学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有些人会把夏目漱石、吉川英治称为“国民作家”，也有些人会举出松本清张的名字，还有些人会加上芥川龙之介、大佛次郎和山崎丰子。不过，辻井说，虽然没有定义，但上述所谓“国民作家”的共同点，是他们的作品兼具大众性和文学性。他接着说，吸引众多读者的大众性，与大众的情绪、感情，还有思想密切相关；正因此，如果作者把握不好，很容易陷入对现状的肯定，因而也就回避根本的变革。
1923年出生的司马，1943年，20岁时被召入军队。第二年，他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吉林四平陆军坦克学校，身份是士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司马随部队驻扎在日本枥木县佐野市，军衔是少尉。战后，几经辗转，司马在《产经新闻》文化部当上记者。1961年，他辞去长达13年的报社记者工作。这年，38岁。
那么，对被纯文学杂志无视的司马辽太郎，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难道“最后的国民作家”的司马，不过是一个随笔作家吗？
辻井认为，司马在极为自然的感觉上有民族主义者的一面，但他一生都坚持不过分刺激和煽动民族主义。
辻井认为，二战结束后开始作家生涯的司马，在广义上是和平主义者，同时也是合理主义者。司马首先是对昭和时代陆军的“极端精神主义”和“大和魂礼赞”加以批判，接着，他对“爱国教育和鼓吹爱国教育的言论”持否定态度。
作为“无印良品”的创始人，辻井对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经济的把握分析，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他写道：“比起制造业，更多的工作是销售。事务性的工作增加了。而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急速扩大，穿着白领衬衫的工薪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心。人们从农村、山里、渔村涌入城市。山被挖掉，海被埋了起来，路通了，桥也架了起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有数量庞大的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遭到破坏和遗弃。这之中，也包括自然风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心。
笔者近年阅读司马的散文集、随笔集、对谈集、演讲集30多本，每每为他渊博的知识、清晰的思维和平易的文字所折服。日本博尔赫斯作品翻译家、著名拉美文学专家木村荣一先生评价说，司马辽太郎有着博尔赫斯般惊人的记忆力，他对“在历史的大波浪中可说是不值得一提的星星点点”的记忆，让他描写的小说世界有了广度和深度。
一般而言，小说是不需要写后记的。但是，司马却把未能写入作品中的内容，写在后记中，而且是非常大的篇幅。辻井说，“后记”本身成了一种读物；而且，以《坡上的云》为例，由于在报纸上连载的同时，已开始出单行本，这种情况下，单行本的后记，应该是和作品以同一视线写下，但司马不是。比如，该部作品的第一卷后记中，司马就日俄战争非常明确地写道：如果和俄国开战的话，财政就扛不住了；实际上，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日本就会败下阵来。司马还在后记中写道，“明治是极端的官僚国家的时代，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是不希望在那样的制度下生活的，但当时的新国民，到底也是不是那么厌恶那样的制度呢？如果能进入他们的内心，很怀疑他们也会如今天的我们一样厌恶那个制度。”
司马认为，日俄战争结束后，大众对走钢丝般微妙的“胜利”的真相不知，后来真相有所暴露，但却不相信。司马看出了“大众的愚蠢”和“新闻界趁机煽动”的恶劣做法。辻井认为，后来，司马作品中的大众形象有两种，对聪明的大众，他非常逼真地描写；而对愚蠢的大众，司马的描写则常常是概念化的。
辻井的结论是：人们从日本战国时代的下克上（是指日本历史上低位阶的人通过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取代原本的统治者），幕藩体制时的主从关系，还有明治新国家中的国民中，找到了公司和公司职员的关系，从中力图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推动司马热的，是人们寻找自我的意识。他们思考，把现在的自己放到历史上的哪个位置才合适？
辻井认为，对工薪族来说，司马的小说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把司马辽太郎称为“国民作家”当然是可以的。他还幽默地写道：“虽然是酒桌上的谈资，但能使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那也不失为是文学的一个功能。”
辻井写道，以历史为舞台的司马作品中，经常有来自民众的人物掌握了历史进程的主导权而活跃一时的场面。因此，那也被人称为是司马的英雄史观。司马笔下的那些英雄，终究是单个的人，而不是靠家族门第成名的。
辻井还有大意如下的看法，司马如此在后记中对明治时代作出深刻分析，那难道不能更为彻底地在作品中让那些人物有一种合理的结局吗？换句话说，蒙在鼓里的那些人，必定迎来悲惨的人生结局。
关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动机，司马多次说过：“在坦克队当士官时，思考过国家的问题和日本的问题。”对此，辻井分析说，对昭和时代的疑问，是司马走上作家之路的契机。而昭和时代，军阀和财阀相勾结，把日本整个国家引上注定失败的战争之路。
辻井认为，在思考文学表现和思想、文学和历史，或者文学和政治意识的问题时，恩格斯的见解，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辻井还把司马和三岛由纪夫互相比较。三岛在1970年11月15日闯入自卫队营地自杀后的第二天，司马在《每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异常的三岛事件》一文，指出三岛事件只是文学性范畴中的事件，并毫不留情地批判三岛忘记了“思想是虚构”的。在文章中，司马高度评价自卫队员和一般市民完全没有显示出和三岛一同行动的迹象，认为那是“极为健全的”。
辻井指出：“司马的作品，给担负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白领阶层以心理上的保证。”
辻井说，如果抽象地解释，可以说，是司马对那个时代的现实无法理解。可以想象，二战结束后，司马的内心是多么的无奈：日本怎么成了这么差劲的国家？很快，司马找到了国家堕落的关键，那是因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可是，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呢？关于极为重要的旅顺战役，司马举出了如下的数字：俄罗斯的兵力为4万5000人，其中死伤者为1万8000人（死者2000－3000人）；而日本方面的兵力是10万，死伤数为6万2712人（死者1万5000余人）。但是，日本国内的舆论却大大夸大日俄战争胜利的意义。对此，司马在随笔、对谈及演讲中多次表明如下看法：日本国民让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军阀利用国民的这一心理，把日本引上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道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伯启思在2023年11月1日发表于《东京新闻》的纪念司马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司马在论及军国主义为何产生时，力图从形成日本社会根基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这一角度找到根本原因。
辻井认为，司马是以非常冷静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作品。他曾说过：“这个长篇物语，是日本历史上差不多唯一的幸福的乐观主义者的物语。”他还说过：“乐观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特征，他们只是注视着前方行走。如果要爬的那个坡上的蓝天中有一朵灿烂的白云的话，那就只看着那朵白云继续爬那个坡。”
辻井的看法是，司马对战争的厌恶，是不彻底的。他同时指出，这种不彻底，难道不是二战后日本这个国家的民主主义的特征吗？
辻井分析说，司马登上文坛，是1960年代初期；当时，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了1970年代初期，有九成国民认为自己属中产阶级。这个时代，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是大量的白领阶层。
针对有人说“司马作品中的人物只有英雄”这一点，辻井回答：“我认为是相反，因为是司马作品中的人物，所以那些历史人物成了英雄。”他分析说：“喜爱司马作品的工薪族们，是把坂本龙马（《坂本龙马》）、土方岁三（《燃烧吧，剑》）、秋山兄弟（《坡上的云》）看作自己身边的英雄来理解作品的。他们在下班后回家途中路过小酒馆喝酒时，经常互相谈起：如果这些人物在我们身旁的话……”辻井认为，对工薪族的读者们来说，“司马小说中的场景和自己所在的公司不同，但这种不同，正好可以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同事相比，也可以在想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晋升时作为一种安慰。”
司马对战争极为厌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他为和平主义者，但他决不让自己的思想升华为意识形态的反战思想。
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辻井写道：“《坡上的云》中，正冈子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俩这些主人公，都有各自的表情，都在自由行走，读者可以感到他们的呼吸。因此，《坡上的云》成为有魅力的作品。”辻井认为，从作品中也可以读到作者司马辽太郎个人对明治这一时代的主观看法；但是，即使作者头脑中的历史观有错误，但只要登场人物在作品中独自行动起来，那就是好小说；为什么说是好小说呢？那是因为，作品表现了时代的真实。辻井评价说，《坡上的云》中的主人公们，被司马塑造成典型时代中的典型人物。
辻井认为，这是司马看待现实的一贯姿态。
辻井分析说，司马在创作中对战后日本的思想状况如实描述，因而也就充满了矛盾。也正是这些内部矛盾成了司马创作的动力。可是，作为作家，司马没有努力以那些矛盾为基础建立一个思想体系或历史观。
“这样下去，可以吗？我们将走向何方？此外，作为个人，今后的人生将怎样和国家前进的步伐合拍？在人们的心中，微妙的怀疑萌芽了。他们在想，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何为国家？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的美好的一面是怎样的？……这时，人们发现了司马的作品。司马给历史上的人物注入新生命，然后通过追寻生命的过程，对上述的疑问和迷惑作出回答。”
司马独特的创作手法：“后记”和“题外话”
辻井的看法是，司马认为，生活于明治时代的新国民们对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并没能把握住，包括《坡上的云》中出现的那些人们。
辻井指出：“司马的作品，给担负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白领阶层以心理上的保证。” 对工薪族来说，司马的小说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把司马辽太郎称为“国民作家”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辻井指出，司马并没有那样做，这是司马辽太郎这个作家的特征。他评价说，司马在“投入全身心地写，但却没有失去对那个时代的客观的判断力”。就是说，作品是主人公和其他出场人物的物语，但对于历史，司马始终是冷静地分析。
辻井还通过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相对比，对司马作品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认为《人间喜剧》中非常好地表现了法国社会中的历史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