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日军为减低粮食负担，在马来半岛柔佛州的兴楼设立“新昭南模范村”垦殖区，打算安顿30万华人。为吸引居民到兴楼，日军承诺模范村将完全由村民自治，没有日军驻守。

初到“兴楼新村”

小村人情味

一片不毛的处女地，在他们的汗水和斧头锄刀下变成良田。三兄弟每天光背赤足，皮肤被马来亚暴烈的阳光晒得像非洲人。终于等到日本投降，他们也不顾收成，全家立刻收拾细软奔回新加坡。

开荒垦地生活

分配到的地虽已先被焚烧过，但要除掉断树残根。他们每天背着箩筐、锄头、斧头、大木锯、水和番薯（午餐），光背赤脚去开荒。回家时还要担上干柴草，对十来岁的三兄弟来说非常吃力。他们赤足踩踏在满是荆棘树根的地上忍痛走惯了，脚底都磨出厚厚的一层皮，荆刺扎入也麻木。常常在晚饭后，妈妈点起煤油灯，为他们兄弟挑去脚底尖刺。

从新加坡乘坐用木炭为燃料的蒸汽货车，坐在行李上摇摇晃晃，颠簸一天才到距离兴楼约四公里的垦殖区。他们被分配到极其简陋的临时茅屋，与另外两户人家共住。茅屋基本上是一个两端无门的长方形，中间有几根木柱支撑屋顶的“公房”。床是粗糙的几片木板，铺上草席和蚊帐，行李搁在床边，就算安顿下来了。他们叫这里为“兴楼新村”，就是不愿提昭南那两个字。

问卢鹤龄老先生对这段生活的感想，他说：那段日子虽然艰苦劳累，但让我学会各种生活技能。暴雨能洗去人的脆弱，重活能磨练人的意志。艰苦岁月里的困难和坎坷，都是宝贵的财富。

缤纷史探

把地挖松弄平后，他们开始在荒地种番薯、木薯和南瓜等农作物，这些都亏得亲戚教导他们。播种后要准时淋水施肥，他得赶在大家起床上厕所前，摸黑去茅厕掏粪。掏粪除了要忍受冲天的臭气，还要与在身手头脸飞窜乱跳的蟑螂、红头苍蝇等飞虫搏斗抢屎。把那些夹着树叶、废纸、蠕虫、屎虫和尿水的粪便装进木桶，挑到田里用沟水稀释后，再一勺一勺地泼在植物的根旁。施肥后的手上，屎味总会延留大半天，所以午餐吃番薯时，总是用筷子夹着吃。午餐都是烤番薯，只有晚餐才有米饭吃。当时每户人家都这样，所以多数孩子都营养不良，发育不佳。

卢鹤龄／口述

新加坡会计师协会前副会长卢鹤龄是家中长男，那时14岁，刚好达到日本征兵的年龄。为了不愿为虎作伥，93岁的卢鹤龄说，于是与母亲和弟妹等一行七人，在1944年初“自愿”前往充满未知数的兴楼垦荒。

两个月后，他们家分配到设有厨房的木板屋，还在屋旁建一个猪舍。再过两个月，各户分得土地，于是他们开始养牛、猪和鸡鸭的生活。每天除了放牛，清洗猪舍，喂养家禽外，还要带两个弟弟走去三公里外的偏远山沟开垦“处女耕地”。

茅屋的设备原始，厨房在屋外，没水没电。茅厕离屋子十多公尺远，只是个架了木板的深坑，臭气熏天，蚊蝇漫舞。傍晚后更要躲进酷热的蚊帐，避开群蚊的狂轰滥炸。最到霉的是遇上雨季，天天是倾盆大雨，闷在湿、热、臭和漏雨的茅屋里足有半个月之久。

由于新居民剧增，须要很多文书工作。卢鹤龄分别在珍珠山和养正读过书，算是知青，幸运地被选协助“宣传部”处理文件，发通告，贴布条等工作。晚上还到“咖啡室”（一个大棚子下十张方桌和木椅）兼职当咖啡仔，勉强赚够一家人的伙食。

住在乡村最怕火灾。那年7月太阳猛烈，每天十多个小时烘烤着大地，到处是滚烫的热浪，终于在离他们家不远的房子失火了，在大风的助威下，随时会殃及全村。全村不分老少自发自动地分成三路灭火。一路人负责灭火，村里各个水井挤满人，把水一桶桶递传下去灭火。一路人断火路，把火点附近易燃物如茅草屋顶等拆除、浇水。另一路负责看守可能的新火点，防止死灰复燃，终于阻止一场浩劫。火灾后，大家发起筹款乐捐等，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再次发挥乡村的互助精神。

皓　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