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吴从干院长

乐团的归属有了着落后，我很快拜见吴院长，告诉他其实我已经为乐团注册新的名称“城市华乐团”。谁知吴院长一听，马上就建议，叫“狮城华乐团”如何？

我事后才知道，大概是广播局华乐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局不希望这个大型华乐团离开广播局之后，出现组织困难而最终解散，因此广播局高层私下已经在为华乐团寻找收养机构。据悉，是当时的广播局总经理李金富和艺理会主席许通美教授及南艺吴院长三方探讨后，决定由南艺“收养”最合适。

我带着吴院长的委托信到上海，总算不负使命，顺利地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胡登跳教授谈好和南洋美专联办华乐考级的协议。随后吴院长应该会赴上海签约，这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次和海外艺术院校签署考级协议。

吴院长还在当时不敷应用的南艺校舍中，拨出一间教室作为乐团存放文件资料和乐谱之用。至于排练场地，乐团编制超过100人，南艺没有适合的排练室。

8月30日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吴从干院长逝世的新闻，心里浮想起他给人留下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事严谨的形象，不禁一阵难过。

当时，我是广播局华乐团的指挥。知道乐团最终会离开广播局之后，开始做各种准备，希望能够延续这个非职业乐团的生命。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注册“City Chinese Orchestra”作为乐团的新名称。华文名字，则暂定为“城市华乐团”。

回想起来，这是一件很有远见的决定。在那个时代，吴院长已经为南艺朝表演艺术的发展进行筹划，除了引进完整的器乐学习与考核制度，也定下南艺传承东方传统表演艺术的发展方向。

没过多久，民乐系教师吴之珉就托人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编撰的考级教材带来给我转交给吴院长。

1986年8月，吴院长跟我联系，说想让我到上海跑一趟，与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接洽在新加坡开办华乐考级的事。南洋艺术学院当时还叫南洋美术专科学院。吴院长先是委任我为南洋美专的华乐顾问，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上海音乐学院的桑桐院长。

狮城华乐团正式成为南艺属下单位后的几年，南艺在教师节都邀请乐团派代表参加庆祝活动，以及呈献华乐节目。可惜南艺后来历经数任院长之后，和乐团关系日渐疏远，乐团名称中的“南洋艺术学院”字样也在数年前删去。

吴院长对本地华乐的另一贡献，是在新加坡广播局私营化的时候，将原本附属在广播局的华乐团纳入南艺旗下，还为这个乐团起新名字，以及让南艺美术系学生为乐团设计团徽。

热心的吴院长设想周到，不但为华乐团命名，还想到为狮城华乐团另外设计一个团徽，取代原有的广播局华乐团团徽。吴院长借助南艺的资源，将设计方案当成作业交给南艺学生来发挥，从此狮城华乐团不但有了归属，还有一个新的团徽。

后续的发展我就不是很清楚，但1990年“中国乐器海外考级”首次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批评委抵达我国执行考级任务时，南艺当时的院长魏维贤博士邀请我和评委餐叙。这时候我才知道，考级改由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接手联办。原来，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只有中央音乐学院具备和海外艺术院校签订合作协议的资格。

吴院长是一名很有远见的教育家。我敬佩他一生为华族文化教育的贡献，以及他平易近人、处事严谨的风格。愿吴院长安息。

新闻中评价吴院长接手南艺化危机为契机，说明他的远见和魄力，对此我深感认同。在第二届新加坡华乐节举行之际，我想把过去和吴院长接触的点滴记述下来，说明他对本地华乐发展的贡献。

“城市华乐团”原本的命运是自力更生，后来我接到通知，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南艺和广播局的支持下，乐团交给南艺“收养”。

所幸我当时在德明政府中学教书，同时负责发展德明华乐团。吴院长和德明当时的校长林乃燕是旧识。经过一番沟通，狮城华乐团在林校长的支持下借用德明的排练室，乐团也把在广播局时期购买的所有大型乐器与德明华乐团共享。

我一听当然好，狮城有代表性，我即使想得到也不敢用，但是由这位有见识的德高望重长者提出，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原本的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1993年正式改名为“南洋艺术学院狮城华乐团”。

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华乐考级，结束过去华乐学习没有系统，也没有认证方式的历史，而且通过两所艺术院校的合作，完整地引进各级音阶、练习曲和乐曲。虽然说考级不是音乐学习的全部，但这一项发展，让新加坡的华乐学习进一步实现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