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直非常感激教过我的老师们，他们身体力行地教导我，除了书中的知识，也包括做人的态度。

没想到，在台上乐曲才开始，我拉奏的二胡，两根弦突然断了一根；情急之下，我居然以一根弦装模作样地表演，还装出一副很陶醉的样子。哈哈。

我觉得自己是个“末代”华校生，来自传统华校，平时的英语对话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应付这场巨变，用“千辛万苦”来形容还是轻了。语文障碍加上理解难度，高二开课不到一个月，我就放弃经济一科。

我的小学是诺复混合小学（设有华文部和英文部），中学是传统华校黄埔中学。现在它们已经不在了，但留给我的不是课业压力的噩梦，而是多姿多彩的学习岁月。

在十支参赛队伍中，我校包尾。但是，这段经历让我开眼界，第一次深深地了解自己和学校处境。

回头看我求学的学校，不是已经被淘汰就是改了制度，好像上天要让我成为这些历史转折前后，一个微不足道的见证人。面对这些考验，我应对得乱七八糟，常常觉得那是我能力不好，努力不够，与谁都没有关系。

大学，就命苦了。原本报读工程系，担心成绩不理想被拒绝，于是最后一分钟改成绘测系。绘测系课程全程用英文，成了我的死穴；不说平日上课情况，来到每年四次的作业讲解会，在四名讲师、全班同学面前，通过多张建筑绘图，用破烂英语解释建筑特点、设计概念，解答讲师们的问题；每次不过十几到30分钟，我都心惊胆战，冷汗直流。

来到黄埔，学习于我也没什么难度，校园活动照样多姿多彩。1972年，为了筹款发展基金，学校在国家剧场举行一场盛大晚会“黄埔之夜”。我参加的华乐队有幸参与；对于13岁的我来说，兴奋多于一切。

准备会考更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英文我背了80多篇作文；物理最夸张，我把有关概念、定义和大小例子的解题步骤，囫囵吞枣地全背下来。最后A水准成绩居然勉强过关，真是个冷笑话奇迹。

大决赛当天，乘校到决赛地点；一下车看到别校队伍，我第一个印象是：“咦？他们的男生都穿长裤，好威风。”比赛的时候，其他参赛学校的队形变化，花样好多；唯独我校，只是从赛场一边直直操到另一边，然后回头，直直操回这一边，不断重复直至曲终。

之后我就离开大学，还调侃自己是“无肠公子”。“无肠”与“无常”同音，难道是自己无意中送给自己的第一个人生启示？

1975、76两年，我在新加坡设立的第二所初级学院——华中初级学院上课。第一年的课本都是华文的，但第二年除了华文理解与写作，全换成英文课本，用英文上课；会考试卷变成英文出题，英文作答。

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不错，中四会考成绩，还让我申请到外国读书的奖学金。最后，我选择留下来。

那个年代，邻里学校的设备简陋，无阻老师们尽责教课；学生的课外活动也丰富充实。小四那年，学校成立的铜乐队，也只有三种乐器：号角、横笛、大小鼓；乐队训练都由学校老师负责。学校第一次参加全国赛就打入大决赛。

我在大学第四年，某夜突然体内大量出血，晕倒不省人事进医院。主治医生替我开刀后，确定是大肠溃疡；医生说，我的大肠被切了四分一，样本将被保留；因为这么年轻就发病，应该是首例。